《香港01》从不讳言香港社会对“一国两制”存在迷思，有些人简单地理解“河水不犯井水”，认为香港与内地可以毫不相干。这种区隔心态或多或少妨碍港人正确认识香港的宪制地位，对“一国”与“两制”的关系不作思索，以至于当中央提出全面管治权时，以对立心态视之为蚕食香港的高度自治，忘却了香港的高度自治本身就是立足于“一国”。更直白的说，没有“一国”就没有“两制”，两者有清晰的从属关系。
上周四（9月26日），特首林郑月娥举行了首场社区对话，一名26岁“连登仔”发言时，表示自己支持“一国两制”及“香港自治”，但同时感受到中央不断干预，直指香港面对的“最大问题”是2047年后何去何从。我们并不认为这位“连登仔”全面而准确地理解何谓“一国两制”、香港如何“高度自治”，但无可否认的是，他说出了香港年轻世代里弥漫的不安感，而且诚如他所想表达的焦虑，对2047年时正处壮年的他们来说，这是“人生大事”。
在对话会上，这名26岁青年发言时，先是建议林郑每天花一些时间上网浏览“连登讨论区”，了解年轻人的想法，继而向林郑推介《香港城邦论》这本书，称香港当下发生的事情早在书中预言。他强调自己支持“一国两制”与“香港自治”，指出港独只是“假想敌”，并非破坏“一国两制”的黑手，而他真正担心的是2047年后香港的身份问题。
区隔心态由多种因素构成。毋庸讳言，中央长期以放任态度处理“一国”与“两制”的关系，是造成今日局面的一大原因。说到底，“河水不犯井水”可不是港人自己一厢情愿构想出来的。中央为此承受了苦果，当要重新理顺香港与国家的政治伦理关系时，份外艰难。
无论是不自信还是失落，都不会无缘无故地出现，纵有外力影响，但更大的问题还是出自内部。我们认为，港人若珍惜自身制度，希望让它发扬光大，便应实事求是地探究它面对的种种问题，并找出解决方法，使其重焕生机，而非消极应对，无视自身僵化经济社会结构所造成的破坏，甚至试图寻找代罪羊。当中央三番五次重申对“一国两制”的坚持，香港社会是该庸人自扰地担心它会消失，还是该积极主动做好自主范围内的本份，使其行稳致远，从而持续享受这一制度安排带来的“红利”？答案不言而喻。
坊间的著作或评论，经常拿《基本法》“五十年不变”做文章，营造出2047年香港“被收回”的伪命题。就事理而言，随着香港在1997年回归中国，香港的身份问题已有定论。而且，“五十年不变”是“一国两制”的承诺，但并不能引伸出“五十年必变”。事实上，香港人重视“一国两制”，便应持续优化与巩固它，让它顺畅地运作下去，而非杞人忧天地担心它会终结。
香港的为政者更应对“一国两制”抱有自信，执行好港人治港的责任，令市民对香港的将来仍能抱有希望。港人治港原意是让较熟悉香港情况、较获认可的管治者治理香港。但回归多年，“港人治港”无疑变质了，箇中关键原因正是历届特首与政府高官离地万丈，未能做好管治者，一众建制精英亦未有积极辅助政府善治香港，反而令香港陷入乱局。因此，要重拾香港社会对“一国两制”的信心，首先要由管治者的认识与行动启步。
来源：香港01
在香港社会内部，基于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差异，不少人看待陆港关系时，一直抱持强烈的制度优越感。随之而来的是不少人用抗拒心态看待两地经济乃至社会层面的互动，以至于中央今年较早前出台“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并明确指出香港在这个区域发展蓝图中拥有难以取代的制度优势时，香港一些舆论关注的不是如何把握机遇、巩固优势，而是如何“抵御”。这种论调在社会中的声量不小，讽刺的是，它背后却流露出对自身“优越”的不自信或优越感的失落。
近年“一国两制”备受质疑，很多人担心2047年后香港是否还能自治，又或“一国两制”是否会变成“一国一制”。林郑本应积极释疑解难，然而当天她的回答弄巧反拙，这让人担心，当香港社会需要重新认识“一国两制”，肩负执行重担的特首自己上好了入门课吗？
其实，上周四发言的“连登仔”也明确表示自己支持“一国两制”，但林郑显然是从他的话语中感觉到他对香港与国家的关系存在迷思，所以要向他强调“一国两制”有底线，批驳他所说的“香港自治”不是“一国两制”。林郑应该是认为“香港自治”与香港在“一国两制”框架下享有的高度自治并不相同，但她未能作进一步解释，结果适得其反，引起舆论质疑她在否定高度自治，有学者更形容，这句话是她整晚发言中的最大败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