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又零零碎碎地谈了许多闲话，因为太无系统了，没法记下来。我们看看时钟，也四点左右了，计共谈了一个半小时之久。兴辞之前，达夫说关楚璞就住二楼，我们再去访他，他因办公未回，我们也就回来了。”
几天后，曾梦笔约了明慈和文通两位朋友（据查应为30年代与郁达夫有往来的文教界张明慈及报人郑文通），三人坐两部黄包车，前往中峇鲁，留下了这段精彩的现场描写：
据庆辉兄太太章星虹查证，二战前《南洋商报》1940年12月28日第7页有一篇特写，作者葆真（查为在郁达夫扺新第二天就去见过他的女记者李葆真），题为《中峇路新村素描》，写的就是“自从市政会改良信托局在中峇路接连建起数十幢最新式的公寓以后，几年前还是一片荒凉地的芋菜园，顿时成了东陵加东各区之外的最理想住宅区……”说明当时该住宅区就称为“中峇路新村”，而不是今天大家熟悉的中峇鲁组屋，郁达夫父子两人记述正确无误。
这篇特稿，分上下两篇刊登于1939年4月19、20日的《总汇新报早版》。
“谈到诗，他很有兴趣，并不似一般不懂旧诗的新文学家一般腐气十足的拘迂着要打倒旧诗。他说南洋爱做旧诗的还很多，他曾举出陈延谦和李俊承两位资产家来，说是：‘难得得很，他们也会做诗，我以为，假如有人肯出点钱，就在星洲创个诗人俱乐部，向国内买些关于诗词的书册，平时推敲一下，相信要能利用着诗歌来作后方的救亡宣传，其收效当不下于其他文字’……
一阵客套后，开始谈话，曾梦笔写道：
一字之别，就是战前和战后的变化，时代沧桑，岁月留痕，原来尽在字里行间。
“明慈又请（闽语“捧”字意义）出了一位万慧法师，达夫桌上也有他的《慧业精舍诗钞》。我有说李君俊承将为瑞于法师刊诗集，此外又谈到道阶，圆瑛诸老和尚，结末又谈到一个曾在鼓山住持过的‘不吃东西’的道德之僧。
这篇特稿，虽稍琐碎，但却有许多生动描写，宛如现场写真，甚为难得，特择要摘引其中精彩部分于下：
还有一点值得一提，该特稿里郁达夫写自家地址，写的是“中峇路”，和郁飞回忆文章写的路名一样，都没有中峇鲁路的“鲁”字。
首先是他为何会获得郁达夫手书地址。
“他问我《晨星》现在编得如何，并叫我给予不客气的批评。‘虎虎有生气，今非昔比了；可惜连续的文章太多了，不容易鼓起读者的兴致，最好，你先生也时常写一两篇，我相信其‘叫座’的力量要来得大些，因为国内国外崇拜作家的见解是毫无二致的’……
文中对郁达夫在家中会客，脱略形迹的描写，展现其不拘形象的真情真性，十分生动真切，而郁达夫和他们谈诗、谈副刊、谈和尚，也是少有的有趣记录，别具意义。
特稿称，他原来并不认识郁达夫，因在南天酒楼门口巧遇正南来宣传抗战的同盟会元老宋渊源，宋氏以为他既是报人，便请托他当向导带自己去郁家。
“达夫住的是一座崭新的合着几何原理造型的纯粹士敏土房子，我们转弯抹角地踏上两座梯子才到。明慈是来过的，张声叫了两声，我们望着房门口看，早已见着他夫人接了出来，郁太太很客气地把我们邀进客厅上，明慈一一介绍了，握手之后便告了坐，那时有个赤膊的小友在客厅上看书，长得非常韵秀，明慈一发介绍了，我握了握他小手儿，才知道这是达夫的长公子。
“达夫并不佞佛，但他喜欢和尚，大概是因为他们不是普通的酒肉和尚，都是有学问的和尚。我说：‘做和尚的大概都是很聪明的吧？’达夫颇以为然。
曾梦笔在《总汇新报》刊登的特稿，为解开郁达夫中峇鲁故居之谜，留下宝贵记录。
他写道：“当晚我回到报馆里，立时写张条子，叫佣人送给达夫，把渊源要见他的事代达，也就顺便问他的住处。不想明晚，大概是三月廿七八日的事了——回到报馆，我在书案上见有达夫留下的一张名片，上面写着：‘（衔略）函拜悉，宋渊源先生，弟今晚当去看他。弟住中峇路二十二号D三楼。’我方知道达夫先到来找我了。只惜着缘悭没见到他。”
“谈完了诗，又提到和尚…… 达夫随即拿出弘一法师手謄之一册《金刚般若蜜陀罗经》来。这弘一法师，俗家李叔同，是我槟城一个朋友李弼的老师，我在槟城时，曾在李君的佛笈内见过这位老法师的书法和古画，他的诗很好。
“‘他在冲凉，一刻儿便可出来！’郁太太说明达夫不在的原故。我们先寒暄了一回。‘我也曾拜读过两位的文章。’我听郁太太这句恭维的话很惭愧，搭讪着说开了去，又谈到南洋的气候来。郁太太一边说着：‘这里确实很热……’一边进去拿了三把大葵扇出来给我们，‘但还不及国内的上海，到了热天，连晚上也睡不着的。’一个马姐端了三杯茶来。大概不很久吧，达夫蹑着一双南洋盛行的屐子，披着一条背上刺了一条龙的睡衣，发也不及梳，似乎还带些水分在里头，走进了客厅，重新见过了礼。他很客气，这方把我在书报上说他怎样傲倨的话反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