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1945年8月29日晚，郁达夫却在小镇突然失踪。郁达夫失踪后，胡愈之等立即赶到巴爷公务，与汪金丁、刘武丹等组成善后委员会，一面向联军和有关方面要求查究，一面安抚郁达夫家属、结束酒厂事务。
郁达夫承担保护难友
1942年2月4日，新加坡沦陷前11天，抗委会的文化界成员及家属共28人，搭乘一条摩托舢舨，从新加坡逃往苏门答腊，在那里度过三年八个月。日本投降之后，汪雅梅与父母重返新加坡，直到1950年去了北京。
吴柳斯、张企程、王任叔、张楚琨也先后写了怀念文章，他们针对某些对郁达夫不公正的评价和对南洋流亡的不实之说，作了有力的辩正。
汪雅梅说：“我爸爸曾经告诉我，胡愈之是他们一群文化人中最受尊重的长者，关键时刻都是他出主意。”
说这话的是汪雅梅。78岁的人了，汪雅梅回忆起童年时代与父母、郁达夫等叔伯辈在烽火中，如何从新加坡逃亡到荷属印尼苏门答腊的往事，心情仍然有几分激动。
28人中，汪雅梅才一岁多，便随父母汪金丁与吴伟南过着逃亡的生活。
汪雅梅哽咽着说：“烽火中坐船逃亡时我一周岁，是船上最小的孩子。父母原本不想带我一起去印尼，想把我托给在新加坡的舅舅，在大家劝说下，还是把我带上了。虽然当时年纪很小，但在印尼和新加坡的那段生活，我永生难忘。从印尼回来后，有一段时间，我经常被恶梦惊醒，这是我一生的铭记。”
郁达夫死因由日学者证实
汪雅梅的父亲汪金丁是1930年代上海左翼作家联盟成员，1937年12月上海沦陷后，汪金丁和妻子吴伟南辗转到新加坡，汪金丁先后在南洋女中和华侨中学教书，同时也投入文学活动，提出“抗战文学”口号，在报刊杂志发表作品，为1940年代新加坡重要的南来作家，其妻吴伟南回到新加坡后则在崇本小学任教。
汪雅梅回忆：“刚到印尼时，我刚学会走路，就经受有家难奔有国难投的磨难，生活的艰难过早地压在我和姐姐头上。”
1945年10月，胡愈之在回新加坡两个月后，向新闻界宣告郁达夫失踪的消息，1946年8月发表《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一文，还指出日本宪兵杀人灭口的嫌疑。新中国成立后，王任叔出任首位驻印尼大使时，又托王任叔着手调查，但因为种种困难，终究未能如愿。
文人开工厂
不少人对这条烽火中的摩托船充满好奇，汪雅梅说：“这么多年来不断有文章提起这艘小船，其中不乏道听途说，且说法大都含糊不清。甚至到了1990年代，新加坡还有人自称曾与郁达夫同舟逃亡。”
汪雅梅记得，当时岛上生活十分困苦，吃的是野菜和硕莪粉；生活用水尤其麻烦，井水有毒，绝不能饮用，河沟里的水则因为长年浸泡腐烂树叶，必须经过煮沸消毒后，才勉强可用，最珍贵的是积存的雨水。
汪雅梅说，作为郁达夫的难友和战友，她的父亲于1945年12月在《风下》周刊发表《死者与生者》一文，就写到郁达夫遇难，后又写了《郁达夫的最后》《记郁达夫》《郁达夫在南洋的经历补遗》《关于郁达夫的两个问题》《郁达夫殉难四十年感言》等一系列回忆文章，详细记述郁达夫失踪前后的过程。
为遮人耳目，一群文化人大多在进入苏岛即改名，郁达夫化名赵廉，胡愈之化名张尚福，后为金子仙、金芝轩，胡愈之的妻子沈兹九化名张赵氏，又用原名慕兰，张楚琨化名张止观，高云览化名高友庆，邵宗汉是赵德生、张德生，王任叔是何秀生，杨骚是杨笃清，王纪元是汪国材，汪金丁是汪福生。
汪雅梅于1941年1月在新加坡出生，不过一岁多一点，即在乱世中随父母在颠沛流离中，辗转在新加坡与印尼之间，度过10年岁月。
胡愈之逝世前一年（1985年），在日本学者铃木正夫调查下，证实郁达夫被日本宪兵杀害。
汪雅梅回忆：“在我的童年印象中，郁达夫对华侨有求必应，对我们小孩也很和气。日本兵非常凶狠放纵，他们常在镇上喝得酩酊大醉。记得酒厂一个青年工人就无辜遭到他们毒打。日本兵走后，大家为被打的工人搽敷伤口止痛，敢怒而不敢言。姐姐和我每次见到日本兵来买酒，都赶紧跑回家。大人们在这种险恶的环境中隐姓埋名，日子很难熬。当时小孩还不理解他们的心情，只是经常跟着唱起：“苏武留胡节不辱……”
汪雅梅说，郁达夫承担起保护难友和侨胞的大任，他预感日本末日即将到来，在山上买了一块地，和当地华侨在山上创下“苏西华侨垦植公司”，以备一旦联军反攻交火，紧急时可带领众人上山避难。
巴爷公务气候宜人，米粮充足，一群文化人在当地华侨协助下，办起“赵豫记”酒厂，而且生意甚佳，除商家批发和零售，附近的日本人也常来酒厂买酒，后来又办起肥皂厂和造纸厂。郁达夫还在那里娶了广东华侨陈莲有为妻，生下一男一女。最小的女儿郁美兰是遗腹子，从未见过父亲，目前在中国生活。
胡愈之和郁达夫分析研究，认为大家不宜过分集中，应再次分头疏散。郁达夫听从胡愈之的意见，以肺病复发为理由，早一步脱离宪兵分队。不久，有个从新加坡调来宪兵总部的特务洪根培向日本人告发郁达夫的真实身份。大家听说后劝郁达夫暂避一时，他自知已受监视，料想难以脱身，于是劝胡愈之夫妇马上转移，两人后来隐居在马达山。
28人名单
1943年5月，日本第25军军部突然从新加坡搬到武吉丁宜，并在武吉丁宜建立“苏门答腊军政监部”，苏岛宪兵总部也迁到武吉丁宜，大批日本军人和翻译随之而来，毗邻的巴爷公务也驻扎一支运输大队，因而斗争形势更加复杂。
同船的28人几经周折，在苏门答腊西部高原的巴雅镇落脚。不久，荷属印尼总督向日军投降，胡愈之建议大家暂时分头疏散，汪雅梅一家和王任叔、雷德容、杨骚躲到一个叫亚莱的小岛。这里是一片蛮荒原始森林，甚至有野兽出没。岛上很少印尼土著，也只有两户华侨，关于那时候的生活与环境，王任叔在他的作品《任生及其周围的一群》记述甚详。
1942年2月4日，新加坡沦陷前11天，新加坡华侨抗敌动员总会文化界的成员及家属28人，包括郁达夫、胡愈之、王任叔、汪金丁与妻女等，共乘一艘摩托船，从新加坡逃往苏门答腊。
“作为当年烽火同舟的晚辈，我深深怀念在印度尼西亚牺牲的郁达夫，怀念当年患难与共的一群父执辈，作为那个时代，那个事件的亲历者、幸存者与见证者，我至今想起仍感悲愤……”
汪雅梅说：“在我们逃难出走后，日军在新加坡进行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我的外祖父也死于日军弹火，这令我们全家悲痛不已。”
荷属印尼投降后，由于日军追捕得急，胡愈之的意见是，为避免暴露身份，大家应分批出走，西上苏门答腊内陆。苏西有一个小镇叫巴爷公务（Payakumbuh），附近虽也有日本兵，但他们主要注意的是印尼人，同时当地华侨并不了解他们的身份，在这里落脚比较安全。于是大家决定到巴爷公务去。郁达夫、胡愈之、沈兹九、王任叔、邵宗汉、张楚琨、雷德容和张绿漪等先期到那里，汪金丁一家四口随后也来到巴爷公务住下来。
70多年过去，汪雅梅为了完成心愿，首次回到新加坡，以怀旧的心情，走了一趟父亲走过的旧地。
70多年过去，汪雅梅在走过人生漫漫长路后，为了完成心愿，首次回到新加坡，以怀旧的心情，特地去了南洋女中、华侨中学、怡和轩等父亲走过的旧地。
全船28人她年龄最小
汪雅梅说，郁达夫到巴爷公务时，偶然被日军发现能讲一口流利日语，被强征到离巴爷公务30余公里的武吉丁宜（Bukittinggi），为日本宪兵分队当“通译”。他后来利用这个身份掩护难友，保护当地华侨、印尼人。
“据张楚琨从知情的侨胞得来的可靠消息，宪兵总部还奉东京的命令，准备将我们分散在苏岛的文化人和家属全部杀死，幸而还未来得及动手。”
汪雅梅说：“遗憾的是凶手逍遥法外，原下令的日本军方机构至今未被追究战争责任，这是极不公正的。作为幸存者和见证人，我对此无比愤慨，同时对郁达夫庇护的恩情永志不忘。”
汪雅梅说，同船人的名单曾出现在胡愈之《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一文，但文章未将全部人的姓名列出。这些年来，她前后向多位当事人查证，确定是28个人，除了郁达夫、胡愈之夫妇、汪金丁与吴伟南夫妇及两个女儿汪乔英、汪雅梅之外，还包括张楚琨、邵宗汉、蔡高岗（蔡家桂、蔡馥生）、王纪元、郑楚耘、王任叔（巴人）、雷德容（刘岩）、陈仲达（钟钊荣）、梁醒群，以及高云览与白碧云夫妇、刘道南（流浪）与李今玉夫妇。另外，抗委会宣传部副部长唐伯涛、南侨筹赈总会秘书李铁民和筹赈总会财务李振殿一家五口也在船上，另外还有两个船工。
汪雅梅说：“妈妈吴伟南原是新加坡人，中学时去中国升学，在上海泉漳中学读书，认识爸爸汪金丁，两人婚后一道回新加坡。”
1930年代末，郁达夫、胡愈之、王任叔等一批文化人，相继从中国到新加坡，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报界、出版界及文教界人士组织了以郁达夫为团长、胡愈之为副团长的“抗敌工作团”，随后又参加陈嘉庚发起成立的新加坡华侨抗敌动员总会（简称抗委会），积极开展抗日宣传，训练抗日干部、武装民众等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