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问答的环节时，高希均提到百年前五四运动创导的“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遗憾当时忽略了“经济”（economics）和“教育”（education），两位“E先生”，耽搁了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我在总结时笑指他的“大男人主义”倾向。我说德先生的后面应该是“E小姐”，赛先生后面应该是位“Ｅ女士”，“因为民主的背后要有教育，科学的背后要有经济为基础，这样的话，两对佳偶可以更圆满的把我们带向更美好的社会”。
余秋雨主讲的题目是：“第四座桥”。他指出过去这几百年来，中华文化主要是通过三座桥梁与世界沟通的：第一是经典学理之桥；第二是器物名艺之桥；第三是文化信息之桥。他觉得这三座桥都有其局限性，“无关中华文化的本原形态”，所以他建议要拓展第四座桥，“即以中华文化为基元而又被国际社会广泛接受的艺术创作之桥”， 使中华文化成为“无可争议的当代国际典范”。他对21世纪中华文化的期待是：我们有没有可能在地球上重新找回中华文化已经失落多年的尊严？在检讨近当代中华文化发展场景之后，他的结论是，在今天，我们所期望的“桥梁式人物”还没有出现，而如此人物无法培养，“我们只能等待。”
我在回应中指出，新加坡华族社群的这种强烈的无力和挫折感，代表一种集体的焦虑（collective anxiety），其实如此心态不是新加坡华族人士所独有。中华文化圈的其他地区，以及新加坡的其他族群，在世纪末的反省检讨之余，也不免有同样的焦虑。在挫折和焦虑之余，我们这两天的交流，是把新加坡和中华文化圈的各地文化精英、文化资源连接在一起。新加坡本身的文化土壤比较贫瘠，我们需要从外面吸取养分，施肥灌溉，努力耕耘，还是可以开辟我们的园地。
第二天上午的讲座，第一场是来自台湾的经济学者高希均谈“从经济与文化面透视亚洲成长与波折”。老友希均是台湾《远见》杂志和天下文化出版社的创办人，多年来在台湾传播进步观念，是极具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他自称在三位文化学者面前是“少数民族”，但是愿意做场文化和经济的对话。他赞扬主办单位在当时金融风暴氛围中，还能关注更为根本的文化课题，极具远见。作为经济学者，他强调要从经济的基本面和实质面来讨论解决发展，但同时也指出文化因素对经济发展产生的正面或负面的影响。他也以此分析东亚各国对应此次经济风暴的得与失，特别强调开放社会和开发心灵的重要，提醒我们，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是改善人民的生活品质。
陈瑞献是国际知名的艺术大师，一向是以艺术创作作品与公众沟通，却从来不做公开演讲，特别让人期待。他的参与还有一段内幕。当初筹委会原要邀请国内另一位艺术大师郭宝崑主讲，只是当时宝崑身体已经发生状况，自觉无法担当，因而出面说服好友陈瑞献出山，瑞献也慨然答应。宝崑则同意退而担任主持人，和我各主持两场讲座。只不过在确定主持人工作的最后时际，宝崑觉得身体状况不稳定，最后决定由我独自承担一天半所有五场讲座和对话会的主持工作。如此重任，不在原来计划之中，幸而最后顺利完成任务，总算不负所托，也让我在第一线参与并见证这场跨世纪的文化盛宴。
首先主持人请三位在场嘉宾发言（当天陈瑞献因事不能参加），一方面申述自己的主要讲座内容，另方面也对其他主讲人的观点，做出反应。三位主讲人发言之后，开放邀请观众发问，有的当场发言，更多的是以纸条方式，书面提问，由主持人提交相关主讲贵宾答复。基本上，各方提到最多的还是余秋雨的“第四座桥”，陈瑞献的“顶峰经验”，高希均的“中华经济圈”，以及杜维明的“文化中国”。当然，既然是跨世纪的对话，大家也关注21世纪中华文化的前景，在世界文化中的定位。除此之外，更关心的是新加坡华族文化的前途。不少与会者指出，在多元的新加坡社会，语言、宗教、文化仍然是敏感课题，而多年来在双语教育政策下，却带来英语独大，华文没落，甚至于断层，我们还能奢谈文化创造和第四座桥？
1998年6月早报的这场文化盛宴，从5月下旬宣布讲座计划，介绍并专访主讲人，预告内容，然后开始报名，到6月下旬两天论坛前后到达高潮。论坛之后，连续几个星期早报持续刊载专家和读者的反馈，将“二度传播”效用发挥尽致。这场文化盛会，也引起英校背景人士和友族同胞的关注，甚至对这个大规模的活动产生疑虑，认为具有华族沙文主义的倾向。如此论调声音不小，在8月的国会会期中，为了平息如此论调，官委议员莱伊提出动议，促请国会重新肯定开国先驱建立多元种族、多元宗教和多元语文和社会的原则。另一位官委议员张齐娥即时附议，以“跨世纪的文化对话”讲座为例，指出如此活动是一种文化学术的交流，华族族群追索自己的根源，不应该被视为沙文主义的复苏。（联合早报，1998.08.07）
四
（注：本文内容部分采用自《跨世纪的文化对话》，联合早报编，1999，联合早报／联邦出版社出版。）
一
在总结时，我是这么说的：瑞献的论文，有科学，也有玄学；是传统和现代的结合，到最后，东方和西方也相结合。我建议，“西方因开悟走向东方”，应该改成“西方和东方因开悟而走向彼此” 。
第二场讲座是陈瑞献的“西方因开悟走近东方”。他指出20世纪60年代开始，西方追求东方精神文明的一场心灵革命，他称之为“开悟”的心感状态，是一场“静默的革命”，至今仍在继续之中。在一小时的演讲中，他引经据典，从东西方哲学，宗教经典，以及心理学各个层面，分析经由“开悟”而认识自己、认识人生、认识宇宙的理论和实践。在问答时间，他也分享了他自身的“顶峰经验”，强调开悟的人是经历身心大变化，而彻底改变自己，而成为得到自由心的革命者。他的演说，游移于科学和玄学之间，带有不少神秘主义的色彩。在问答时间，问题也集中在他强调的“顶峰经验”。
在对话中，我特地邀请静坐台下的郭宝崑发言。对于新加坡作为中华文化圈的边缘地位，他从另一个角度分析，另有一番见解。他指出，我们位处好几个大文化圈的外围：除了中华文化圈之外，还有印度文化圈，马来文化圈，以及欧美文化圈。新加坡是个融汇中心，是边缘碰撞的地方。我们能不能以新加坡为主体来考虑问题，而不要以中华文化圈的边陲来考虑？我们是好几个文明的汇聚点，也可以是很多文化的边缘区。“在探讨未来世纪世界文化怎样融汇、碰撞的问题上，新加坡可能是非常重要的试验区。”
联合早报庆祝95周年报庆，举办盛大的第一届早报文学节，邀请了来自中港台马新18位作家，进行为期6天的10场活动。大批作家聚首狮城，可说是盛况空前；而且定位为第一届，显然是有信心、有决心在来年继续举办，发挥新加坡的光和力，推动华文文学发展。
二
一个月之后，我也借着年度“讲华语运动”开幕机会，接受早报专访，强调在双语制度下培养出来的文化精英，不会成为华文沙文主义者。他们对中华文化感到自豪，却不自认优越；他们能以开放和包容的态度，而不以优越感，对待其他种族的文化。（联合早报，1998.09.26） 到了第二年3月，在华初的一场研讨会中，我在研讨会总结时，再次呼吁华文知识分子可以在21世纪，在新加坡多元文化和语言环境下建立桥梁、跨越时代、文化、语言及国界。（联合早报，1999.03.01）
6月21日下午最后一场联席对话，让几位主讲嘉宾和讲座主持人，并坐台上，彼此互动对话，也答复现场观众的问题，将一天半的论坛推向高潮。
在主办单位的开场白和主持人的介绍之后，第一位开讲的是文化学者余秋雨。他在80年代前后发表了《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两部散文集，一时洛阳纸贵，被誉为当代第一散文大师，曾多次来新加坡访问演讲，是本地熟悉的文化偶像。
第四位出场的杜维明，也是老友，在80年代曾多次访新，协助推动“儒家伦理课程”。他经常接受媒体访问，做公开演讲，在四位主讲人中，他应是一般人最熟悉的公众人物。他的讲座题目是：“全球化与本土化冲击下的儒家人文精神”。
三
杜维明点出在全球化和本土化夹击下，人类面对生态失衡以及社群解体的危机。不过他也强调，一般人认为是对立的，譬如传统和现代，东方与西方，个人与群体，以及全球化和本土化，其实在对立面之下还有辩证的互动，可以在矛盾中找到结合点，可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他坚信，文化中国和儒家人文精神可以提供丰沛的资源，使得现代人能积极面对现代社会的诸种挑战。这也是他对每一位他所称的“公众智识分子”（杜氏用语）的期望，期望大家共同努力提升社会的人文文化层次。
故友宝崑分析问题的高度和远见，令人敬佩，也令人怀念。
到了1999年9月，早报依照原计划，将1998年“跨世纪的文化对话”的演讲全文和问答录结集成书，同时在早报再度刊登部分篇章内容，回顾一年前的文化盛宴。时任早报总编辑的林任君在序言中说，希望这本书能“让后人借它寻访这一代人的思想轨迹，回顾他们在新旧世纪之交，对文化价值，生命意义，心灵感悟进行探索时所留下的遗产，结下的因缘。”
在联合早报的周年庆典活动中，或许是1998年75周年的“跨世纪的文化对话”规模最大，影响最深。那年的活动，邀请到四位国际级的大师杜维明、余秋雨、高希均与陈瑞献，分别从文化、哲学、经济和艺术的角度，各发表专题演讲，并做一场跨世纪、跨地区、跨学科的交流。
该是那四位大师的号召力吧，1998年6月的那场论坛，在5月底宣布开始报名之后，反应热烈，原来只能排上1000个位子的宴会厅，在加添200个座位后宣布停止报名。6月20日中午，在热带滂沱大雨中，涌进了1200位观众，并且在接下来第二天全天四场讲座和论坛活动，保持座无虚席的纪录。
我们也欣喜20年后，早报继续以文学盛会，延续推展华文文学文化的使命。在此恭喜也预祝第一届早报文学节圆满成功。
那场大师讲座活动，早报方面细心筹划，从邀请主讲人到确定讲题时间地点，历时半年。这文化盛典最大的“卖点”，当然是四位大师级的主讲人：包括来自上海的余秋雨，来自哈佛的杜维明，来自台北的高希均，以及新加坡多元艺术家陈瑞献，都是大家熟悉的人物。
那年的庆典活动，邀请到四位国际级的大师，分别从文化、哲学、经济和艺术的角度，各发表一场专题演讲，然后又同聚台上，做一场跨世纪、跨地区、跨学科的交流。在1998年6月20-21日风雨交加的一个周末，在新达城的宴会大厅，前后进行了四场讲座和一场对话论坛，每一场来了1200位观众，几乎座无虚席，是个相当令人感动和震撼的场面。
在随后的问答交流时段，不少问题集中在余秋雨这段沉重而略为悲观的结论：我们只能等待“桥梁式人物”的出现。我在做总结是这么说的：作为当代文化知识分子，我们使命的一部分，是做一座桥梁。桥梁要经过踩踏，才能发生作用，我们都要能经得起踩踏，等待桥梁式的人物出现。（现在回想起来，建桥的责任太沉重了；我的意思应该是做一块砖，一片石，只能希望为建造这座桥尽一分力。）
而在20年后，这篇文章回顾当年“文化盛宴”的场景，也是要让这一代人知道，当年我们也曾努力过；而这样的努力，需要一代一代人接力，继续下去。可喜的是，当年主讲的几位大师（以及参与盛事的主持人），虽然都已年逾古稀，仍然在各自的岗位上，走在文化苦旅的路途上，发光发热。
在最后总结时，我提出两点：第一、21世纪的中华文化、新加坡文化、世界文化，都必须有前瞻性，必须开放多元；不能有排他性、争霸性。我们相信，中华文化必定要走向世界，同时我们也希望世界走向中华；我们希望最后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个融合的21世纪。第二、新加坡是中华文化圈的一分子，也是其他文化圈的一分子。我们在挫折焦虑之余，还要反省努力，在逆境中对中华文化的创造提供更多的力量，更多的参与。多年来大家在焦虑之下，还是努力保留了一线生机。在座的一千多位听众，只要每个人都从这两天的讨论中得到一些启发，丰富了自己的文化内涵，每个人都可以成为种子，把这一丝感受感动再扩散出去。我结论说，整体而言，环境是有限度的，但是前景不必悲观。
联合早报的周年庆典活动，一向是带领新加坡文化发展的指标。在早期的活动中，或许是1998年75周年的“跨世纪的文化对话”规模最大，影响最深，值得一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