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问及文艺城作者可否在某个特定时期，集体对某个议题，或某种文学创作观，不约而同地创作，进而形成现象。
统筹文选的谢裕民捎来好消息，2020年的文选主编，将会是一位女士。
众声喧哗无集体议题
整个2019年，诗人、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主任游俊豪副教授接棒主编后，仔细阅读每一期文艺城作品，每个月小结一次，最后在12月再看一遍，选定最后的49篇作品，才着手写序。他说，编辑时的初衷，是整理出过去一年投稿作者的关怀面，以及他们展现了怎样的文学标竿和水平。
选集展现多元面貌
五位主编在座谈上多次肯定主编的性格对选集的影响，展现出多元视角。剧场人、南大中文系副教授柯思仁建议，希望文选在邀请主编时，在专业背景或性别上，能有更多元的拓展。这五本选集都由男性主编，少了女性看世界看文学的方式。此外，甚至也可以找到跨越到新媒体上去从事编选的工作。
发布会上也整理选集五年来的数据，共有135名作者入选，男女比例为2:1。作者年龄层则是65岁或以上有33%；36至64岁作者占49%；35岁以下作者则是18%。有12名作者连续五年都有作品入选。
作家希尼尔则发现，文艺城作者中，诗创作者占63%，散文作者20%，小说／微型小说只有15%，剩下的2%是评论。
希尼尔希望，经过每位文选主编用心编选，控制质量，选集会渐渐受到海外研究者的关注。
座谈探讨的两大主轴，是编辑风格，以及《文字现象》系列的代表性问题。
他说：“诗歌多是好现象，还是不好呢？我感觉诗作太多了。”
林康说，早年经常会看到相信某种权威，一呼百应的现象，但也许时代变迁，观念改变，“现在讲究多元包容的普世价值，人们崇尚个人思考的多元，众声喧哗。这种情况下，很少会提出某个主张，其他人响应。”
2019年《文字现象》上周六通过线上举行新书发布会与座谈会。座谈会讲题为“新加坡华文文学现象——从《文字现象》看新加坡华文文学”。主讲者为五年来《文字现象》的主编，他们畅谈编选选集的看法，并从数据上解读《文字现象》的文字现象。
游俊豪以美国诗人大卫·黎曼（David Lehman）总编、娜塔莎·特雷威（Natasha Trethewey）主编的《2017年美国诗选》为例，该选集回到编者儿时父母介绍诗歌给孩子的初衷：诗歌能帮助你认识复杂的世界。他说，一本选集的诞生，是总编与主编互动的结果。游俊豪很感谢文艺城主编在邀请他编文选时，在审美上给最宽容的委托，唯一受限的仅是篇数和最后成书的页数。
值得重视的文学现象
这是文艺城文选的第五年，文艺城主编谢裕民邀得新选集主编游俊豪，以及过去四年的主编杜南发、柯思仁、希尼尔与林康，连线畅谈他们对编选选集的看法。
五位主编认为，文艺城代表新华文学的一个面向，每一本文选又代表每一年文艺城的某一面向，但绝对不能解释成它代表新华文学的全貌。
他们将五本选集的编辑方针归纳成两大类：第一种是按照文类文体（诗歌、散文、小说、评论）的方式，另一种则是根据主题（地理、人情……）。前者是杜南发、希尼尔与林康的编辑策略，后者是柯思仁与游俊豪的方针。
主编性格影响选集
希尼尔则指出，新加坡华文文学定期刊物超过10种，若要每年编选，工程浩大。他认为，由于作品在文艺城刊登后作者能得到稿费，刺激好作品的投稿，其他刊物则因为同人志性质，作品水平参差不齐。因此文艺城的代表性相对更高。杜南发也认为，没有所谓绝对的代表性，但文艺城与《文字现象》的重要性，无庸置疑。
柯思仁说，代表性意味着排他性，没有人可以说他的影响力大到足够代表全部。他认为，与其谈代表性，不如说这系列选集展现多元的面貌。
杜南发说：“这证明新华文学的特殊性，这是须要珍惜，也是值得重视的文学现象。”
诗人、文史研究者杜南发认为，新加坡的大环境并不利于华文写作，但这样的作者年龄分布，在其他地区而言，可说是健康的常态，这反而形成“不正常的现象”——在不健康的环境下出现健康的现象。
不过，青年写作者只占18%，作家林康还是感到有些气馁。但他说：“我们如果从作家的年龄层看，有个让我感动的现象。在1984年传统华校不复存在之后，新华文学作家群的每个世代、每个年龄层……都没有出现断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