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 尽管我国有充裕的储备金，但类似去年的财政投入规模难以为继。因此，政府逐渐从广泛的援助转向有针对性的支持，以达致政策的目标。在有限资源的局限下，K型复苏的挑战在于政府是否要继续扶持那些没有独立生存能力的企业，或所谓的僵尸企业，抑或将资源转向那些能为经济带来更高附加值的企业。
政府不遗余力，鼓励国人提高技能以获取更优质的工作。然而，除了专业人士、经理、执行人员与技师之外，低收入阶层的技能提升也同等重要。人力部的数据显示，我国有5万2000名工人的月薪少于1300元，其中3万人从事餐饮业、清洁工作与零售业，另外2万2000人是自雇人士。在提倡数码化之际，确保这群低收入员工不会掉队，是减缓收入差距拉大的重要一环。
我国去年推出了总值近千亿元的财政预算，并动用了520亿元的国家储备金，以保企业与保工作。尽管如此，受外围因素的影响，我国去年的经济萎缩5.8%，是自独立以来表现最差的一年。虽然我国经济在去年第四季开始出现复苏的苗头，但与其他国家一样，经济复苏并不全面，而不同收入群受到的冲击也不一样。经济师称之为K型复苏。
然而，反映受雇居民家庭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从2019年的0.398下降到去年的0.375，创下20年来的新低。这主要是归功于政府给予低收入群更大的财政转移与援助。在全球收入差距拉大的情况下，我国的基尼系数下跌凸显了政府对纾缓疫情冲击所扮演的关键角色。
K型复苏泛指经济遭遇整体性下跌后，一部分反弹上升，另一部分仍然处于低位，形成分叉走势，类似字母K。疫情在全球反反复复，而疫苗接种的速度比预期的慢，加上新毒株的出现，导致全面复苏长路漫漫。K型复苏加剧收入差距扩大的现象，并使公共政策面对巨大的挑战。
2021年2月10日
根据贸工部的估计，我国今年的经济有望取得4%至6%的增长。然而，经济复苏将不全面，而收入与财富鸿沟可能扩大。公共政策在解决眼前的问题与长远的发展政策两者之间，必须做出动态的平衡。
统计局最新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冠病疫情重创我国的经济。去年，我国受雇居民（公民与永久居民）的家庭实际每月工作收入中位数11年来首次下滑，跌幅达2.4%。在收入最底层的10%居民家庭，其人均收入年比下跌6.1%，而在收入底层的11%至20%的受雇居民家庭的人均收入则下跌3.2%。相比较下，收入最高的10%居民家庭以及排在81%至90%的高收入群，其人均收入则分别下跌2.3%以及1.8%。这显示，低收入群受到疫情的冲击最大。
国务资政兼社会政策统筹部长尚达曼在报章撰文指出，政府不可能像疫情第一阶段时那样保护现有的工作与企业。在战略上，政府有必要允许“创造性破坏”，让一些企业与工作消失。不过，他表示，经济与疫情的能见度非常低，因此转型的工作不可操之过急。他强调，在服务行业中，中小企业占了很大的比重，而这个行业的岗位也最容易受到疫情以及阻断措施的冲击。中小企业的萎缩，将影响未来的经济活力以及社会资本。
首先，疫情彻底改变了企业的景观，以数码为主的新兴行业一枝独秀，而传统行业与受病毒阻断措施冲击的行业则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不少工作被淘汰，而不少员工也因此而丢了饭碗。尽管我国的失业率维持在相当低的水平，但是有经济师认为，受疫情冲击的员工，有些无法找到能够充分发挥他们技能的工作，或是从事技能要求较低的零工经济，导致“未充分就业”或“隐性失业”问题。这不仅是人力资源的浪费，它也影响员工的收入与士气。
其次，全球政府推行宽松的货币政策与庞大的财政刺激配套，导致流动性充斥市场。K型复苏意味着这些刺激政策的规模可能缩小，但不太可能完全撤出。充裕的流动性推高了资产价格，也拉大了贫富的鸿沟。尽管经济受疫情冲击，房地产市场与股市却气势如虹。因此，公共政策在纾缓疫情的冲击时，有必要确保钱用在真正有需要的企业与个人。与此同时，公共政策也可能需要通过进一步的宏观审慎政策或俗称的降温措施，调控炽热的资产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