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或许就是中华文明这方面的代表。然而除了通过卜卦算命，《易经》经由孔子的韦编三绝，则发展出了系统的道德义理之学，有别于后来江湖术士的那一套。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谋大，力小而任重，鲜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胜其任也。”（《周易·系辞》）天灾人祸，往往是人祸更甚天灾，特别是身负重任者，如果缺乏相匹配的品德与能力，为害尤深。《易经》要人反求诸己，效法天道的原因，至此不言自明。
（作者是本报言论组主任yapph@sph.com.sg）
期间恰好读了一篇网络文章，谓日本人发明一专有名词，形容人有读不完的藏书的幸福状态，叫“积读”（日文“積ん読”，罗马拼音tsundoku）。文章介绍说，“积读”一词始于1879年，原来是讽刺空有藏书却不阅读的老师，但如今却褪去了贬义，用来形容喜欢买书、藏书和读书的爱书人。“积读”的其中一个意义，正在于提醒个人“学海无涯”的简单道理，也不无培养“谦受益”的积极性。
居家避疫，工作之余，除了上网，便是读书。难得省却了上下班搭地铁的辛劳和时间，把平日通勤途中的阅读，变成了家中舒适环境里的日常活动，可谓因祸得福。也是因为这难得的机会，得空时把书架整理一番，又重新认识和发现了一些从前没读完，甚至仍然未拆封的书，如获至宝。
北宋士人黄庭坚的名句“士大夫三日不读书，则义理不交于胸中，对镜觉面目可憎，向人亦语言无味”，相信是很多读书人和爱书人的共同体会。但阅读之乐，在人手一机、娱乐至死的当代，恐怕也日渐恢复到“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的状况。在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阅读本来就是少数幸运儿的活动，伴随工业革命的国民教育，虽然普及了识字率，却未必形成读书的社会风气。因为就个人偏见而言，看报纸和划手机玩社交媒体，并非严格意义的阅读。当然，这一偏见，反讽地违背了前述“积读”所要惕厉的“虚怀若谷”精神。
南怀瑾的学问争议较大，尽管在大陆被尊为“国学大师”，但正统的学院派却认为他对传统学问的解读过于随性。无论如何，1918年出生的南怀瑾毕竟接受过完整的传统私塾教育，也曾在峨眉山隐居钻研佛教典籍。大陆作家余世存形容南怀瑾“打通了庙堂和江湖，让普通大众对传统文化有了亲切感，为大众提供了一种入门的可能性”（维基百科），算是中肯之说。
《荀子·大略》：“善为《诗》者不说，善为《易》者不占，善为《礼》者不相，其心同也”，后人简约为“善易者不占”的教训，道理在于个人品德的修养才是关键，吉凶祸福自有其自然规律。《易传·象传》解释《易经·乾卦》的卦象就明白地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道是生生不息，刚健不已的，人要效法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努力成为正人君子。
疫中读书，阅读内容难免要联系上时事。循着古人“以史为鉴”的教诲，翻一翻历史书籍应当是有益的。
对《易经》一窍不通的门外汉，南怀瑾确实是个便利的入门。《易经杂说》和《易经系传别讲》类似课堂讲义，文字口语化，其中对《易经》的基本知识，如从最简单的什么是八卦、爻、理、象、数等等说起，能够让初学者有一些粗略的认识。
此时读《易经》，当然不敢妄想有本事卜卦，预知疫情何时结束；读《易经》，纯粹是出于好奇。任何古老的文明，都不乏现代天人割裂后的理性所不能理解的神秘内容，如天主教的神迹、印度教和藏传佛教的神通。
《论语·述而》记载“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形容读书勤奋的成语“韦编三绝”，描述的就是孔子勤读《易经》，致使编联竹简的皮绳多次脱断的情景。书架上找出曹昇的《周易精微》上册，是在一家书店偶然看到、店家慷慨赠予的自费出版物；张邦廉的《易经逻辑新解》，扉页记录是1993年跟当时还在拍拖的太太于书城友联书局买的；1992年拍拖时则在商务买了顾荩臣《经史子集概要》，里头专门有一章谈《易经》；某年旅行台北时买的清朝沈竹礽《周易易解》；台湾老古文化2005年第五版的《易经善本》，以及其所出版的南怀瑾的《易经杂说》《易经系传别讲》上下册。
疫中读书，阅读内容难免要联系上时事。循着古人“以史为鉴”的教诲，翻一翻历史书籍应当是有益的。但找遍藏书，却不见直接相关的内容。封城前没读完的《发现东亚》（作者是任教于美国马里兰大学巴尔的摩郡分校的宋念申），从历史角度探讨“东亚”这个概念同“现代”的关系，发掘概念背后的文化偏见，即同属儒家文化圈的中国、韩国及日本，如何在西方文明的入侵和冲击过程中，使用西方他者的视角“自我东方化”。这一主题，距离瘟疫毕竟还有些遥远。
后来转念一想，如此影响深重且范围广阔的大瘟疫灾难，其实更应从宗教和哲学的角度去思考。冠病疫情无疑是划时代的历史性事件，其对人类文明所造成的当下和未来的伤害，必须从生命意义的形而上层面去理解和把握。也多亏了“积读”，竟让我从书架里挖出了几本过去不经意购买的相关藏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