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同一天，韩国国家人权委员会宣布接受妇女组织的建议，将对朴元淳性骚扰事件中的“疑惑”部分展开职权调查。这一职权调查的范围，不仅针对朴元淳个人，也包括默许、知情不报的助手、公务员纪律处理程序，甚至首尔市援助性骚扰受害者程序等，旨在从事件根本上着手调查，以改善固有体制与观念。
前两天与韩籍友人聊天，自然而然就说到因涉及性骚扰事件而自杀身亡的首尔前市长朴元淳。案件的其中一件关键证物——朴元淳的公务用手机，原本已于7月22日解密复制所有数据，准备进行分析调查，但7月30日调查却被喊停。首尔地方法院宣布，接受了朴元淳遗嘱停止执行电子数据调查的要求；而早前复制并已分析的手机信息将由警方保管，直至“法院判决为止”。换言之，针对性骚扰短信与照片的传发来源等调查就此打住，案件离真相又更远了一步。
早前，两名女性友人先后不约而同地透露，曾在办公室被已婚男性上司“轻骚扰”。这些看似不经意却令人不舒服的举动包括：说话时站得很靠近、走路时擦肩碰撞，或在指导工作时手部频频触碰等。两人同样担心如此举报会被误解为太敏感，加上对方是上司，所以都选择沉默，见他一来能闪则闪。
见我愤愤不平，其中一名友人急忙安慰说现在保住工作最重要，还自我揶揄：“居家办公的好处其实比想象中多。”
我对“幕后力量绑架法律”的老戏码表示不解，韩籍友人隐晦提示除根不易，后又问：“新加坡政界没有类似‘权力型性犯罪’吗？”我摇摇头说：“法律不允许。”友人再问：“那一般职场也没有吗？”我语塞了。
我鼓励友人多找几名女同事谈谈，收集“证据”向公司最高层或人事部举报。因为无论是惯性揩油，还是病态骚扰，都是绝不能容忍的行为，必须采取行动对付，避免其他女性也受害。再者新加坡的法律制度非常严谨，政府也有相关部门提供援助，并会对受害者的身份保密，处理职场性骚扰事件的机制相对成熟，但前提是受害者必须主动揭发。
这看似大快人心的调查决定，其实也是意料中的事，因为这起事件所引起的国际与社会关注非常广大。人权委必须向韩国民众有所交代，第一步务必是展示揭发真相与整治制度的决心。
不过有分析就指出，两年前法务部检察局长涉性暴力事件，人权委也宣称要对检察机关进行职权调查，但五个月后就无疾而终，真相不了了之。这间中出现了哪些强大的阻扰力量，以致于法律也发挥不了作用，至今仍未明确交代。如此看来，朴元淳案件重蹈覆辙的可能性确实不小，眼下接纳了停止调查手机的要求，似乎已预告案情下来的发展方向。
这类“轻骚扰”行为或可被理解是为躲过法律制裁而产生的“罪行”，举证不容易；若遭受惩罚也会较轻，但带给受害者的困扰不见得更少。比起“绑架法律的幕后力量”“躲过法律的障眼法”似乎更难对症下药，调查起来费时费神，很可能加害者以“误会”为辩解，有关当局发出警告就此了结。最后，加害者开始在职场上处处为难受害者。
寒暄馆
（作者是文字工作者 yingxuankuay@gmail.com）
阻断措施解封第二阶段期间，我最常做的事，就是和许久未碰面的朋友聚聚喝咖啡。谈天内容天南地北，但其中一个话题让我至今仍反刍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