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历史短浅，当然还够不上伟大民族；但要培养刚强勇猛的国民性格，可能同样需要丘吉尔所形容的无情。这种无情，并非要人们忘恩负义；恰恰相反，它是对后代子孙的深情，要求国人具备清醒的自我意识，确保国家能长治久安。作为一个奉行英联邦西敏市议会制度的民主国家，要实现政治共善，就必须正确对待手中的工具——政党。
当然，政治是人类社会的复杂现象，政党并非毫无自主意识的工具，任由选民摆布，它也会试图影响选民的判断，争取最大的支持。只要所有活动都是在法律的框架内，以及基于共同价值的常识上运行，这种博弈还是不无其积极意义和正当性。中间选民所必须秉持的，仍然还是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准确判断，时刻牢记自己的主人身份，以及政党的工具性质。
（作者是本报言论组主任 yapph@sph.com.sg）
作为一种前提，必须承认在任何民主国家，选举基本盘的存在是个不争甚至是必要的事实。它一般表现为政治光谱的两端，除了边缘极端的势力对政治稳定存在潜伏的危害，两边的基本盘构成了民主竞争的压舱石。虽然这一压舱石作用有其积极性，真正确保民主体制健康前行的，却是处于政治光谱中间段的理性选民。
股市的散户投资理论有句名言：别跟所购买的股票谈恋爱。为什么？因为股票只是替投资人把利益最大化的工具，所以该持时就持有，该抛时也必须毫不犹疑地脱手。同样的，对于理性的中间选民，政党就如同股票一样，不是效忠的对象，而是实现自己利益最大化的政治工具；如果判断之前所支持的政党，已经无法满足这一需求，在下一届选举时，就必须无情地另选新工具。
政治是一种利益分配的艺术，基本的公平正义固然是普世价值，但任何社会总有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分歧。这种分歧有其必要性。就如我在上一篇专栏所说的，每个社会都有五大类性格不一的人群，他们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大相径庭，在看待同一个问题时，会采取不同的视角而得出可能是相反的结论，可是社会却须要他们的合作。不同政党的存在，就反映了这些不同的利益和价值取向。
可是，客观的社会内外部条件在不断的变化，这一届政府有效的政策，到下一届因为客观条件改变，就未必适用了。然而，政党有其基本的利益、意识形态和惯性，难以轻易做出颠覆性的改变。同样的，一些对自身政治信仰深信不疑的选民，也会忠实不渝地支持自己属意的政党。这时，无情的中间选民，就是推动旧政策符合新现实的关键。
对于理性的中间选民，政党就如同股票一样，不是效忠的对象，而是实现自己利益最大化的政治工具。
今天是国庆日。建国一代领袖在寄望组建这个新共和国的人民所应具备的集体品质时，提出了“刚强勇猛”这一让人联想到“狮子城”的特性。在超过半个世纪后，这一寄望仍充满现实意义。
自2011年分水岭大选以来，中间选民持续地表达了这一智慧。当执政党吸取了当年的选举教训，随后赶紧亡羊补牢，宰了几头政策圣牛后，选民在2015年便给予丰厚的回报。2020年的大选，对执政党表现不满意的部分中间选民，再度发出明确的信号，敦促其作出应有的改变。
得鱼忘筌
新加坡要成为建国一代所期盼的刚强勇猛的社会，全赖国人的主人意识和政治智慧。祝各位国庆日快乐！
在一些民主国家，社会严重撕裂和高度对立，部分原因就在于属于政治光谱中间段的理性选民的大幅度萎缩。这时，原本在光谱两端的压舱石，变成了可能导致整条船断裂的静负载（dead weight）。当然，这背后的原因也错综复杂。然而，只要有足够的选民保持清醒，由他们所构成的中间选民，就能成为引领船只朝正确方向行驶的舵手。套用一句外国的政治口号：大海航行靠舵手，但是舵手不是被捧上神坛的伟大领袖，而是懂得在必要时对领袖无情的伟大选民。
换言之，国人所必须培养的政治态度，就是把参政的政党，一律视为实现集体政治理想的工具；而不是反客为主，沦为给政党摇旗呐喊的粉丝。这种当家作主的心态，用丘吉尔的形容词，就是对政治领袖的无情。
英国在1945年二战胜利后的两个月举行全国大选，以为胜券在握的执政保守党，却惨遭滑铁卢，在国会丢失了189个议席；由艾德礼领导的工党新增议席239个，打败保守党和自由党，获得压倒性胜利组织新政府。二战英雄丘吉尔首相唯有黯然下台。
领导英国在1945年打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著名首相丘吉尔，在其从1948年至1963年陆续出版的六册历史著作《第二次世界大战》里，引述了古罗马时代的希腊作家普魯塔克的名言：“对政治领袖无情是伟大民族的标志”。无独有偶，这句话也形容了英国人对待丘吉尔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