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成焦虑的因素包括：经济衰退、职场的冗员现象和升迁困难等等。
广义而言，就是一个人在世人眼中的价值和重要性。
这也许是政府未来施政的基本精神，我们可期待更多政府决策思维的改革，政府的转型势所必然，以便在新的国际和国内形势下，领导新加坡冲出疫情困境，加强新加坡人的身份认同。
政府现在通过行政手段，为新加坡人的饭碗把关，并不违反“唯才是用”的精神，而是为这个体制进行因应时局变化的修理和保养。
地位焦虑则是一种逐渐加深的伤害，一个人觉得他无法在生活中满足社会所定下的成功定义，而影响到个人的尊严，结果导致一个人以为他现在的社会地位低微，甚至还会继续往下降。
在挥之不去的疫情阴影下，我国政府正面对改革、转型和自我审视的时刻。
“身份认同”和“焦虑”成了施政方针中的两个关键词，社会、媒体和网上的议论纷呈，正是围绕着这两个关键词。新一代领导层一方面须要建构新的社会契约，容纳多元观点，另一方面也须要防止某些观点的偏激化而造成社会分裂。
所以，政府现在通过行政手段，为新加坡人的饭碗把关，并不违反“唯才是用”的精神，而是为这个体制进行因应时局变化的修理和保养。
薪金门槛只是问题的一面，问题的另一面是，政府几年前制定的“公平考量框架”似乎没有发挥实质效果，造成“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本地人才在金融业中受歧视的现象变本加厉。新加坡与印度政府几年前签订的“全面经济合作协议”(CECA)，原意在于促进双边的人员交流，却没有让国人看到实质好处。
如果在本地的企业（主要是金融业和科技业）认为，新加坡大学教育培养出的人才不如印度的人才，那就值得政府深入探讨。我们当从本地大学的素质和国际声誉的角度，审视国人的气馁与挫折感。
（作者是《联合早报》特约评论员）
新加坡人今天的普遍焦虑，正是美国社会学者波登（Alain De Botton）所定义的“地位焦虑”（status anxiety），他以这个学术用词作为2004年出版一本学术专著的书名。
外籍人才在新加坡奉为圣牛的用人哲学下，占到比本地人才更大的好处。不管这个印象与事实有多大的误差，它已严重地伤害国人的自尊，尤其是在各行各业从业者的工作朝不保夕的情况下，地位焦虑的严重性已演变成一个政治课题。博登的书也论及meritocracy制度下所引发的地位焦虑，显示这个问题存在于不同的时空。
2020年大选结束已近两个月，不论是网上还是民间，针对CECA课题的声讨并没有尘埃落定，反而因国人求职之艰难，而进一步成为“众矢之的”。如新一届大学毕业生不像以往一样，能找到一份理想工作，而是退而求其次找“培训”找“实习”机会等等，不利的形势发展，对国人的士气是沉重打击。
在具国际权威性的QS全球大学常年排名榜中，我国两所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的排名不断进步。单以亚洲国家的大学过去十年的排名来看，前20名都是新加坡和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大学在唱的戏（2020年的亚洲排名，国大和南大占据头两名），印度没有任何大学在亚洲区域中有杰出表现，更不用说全球排名。
政府过去几天相继出台新的S准证与就业准证的政策，提高薪金门槛，旨在为本地PMET（专业人士、经理、行政人员和技术人员）提供更公平的竞争环境。
他从狭义和广义的角度解释“地位”的意义。从狭义来说，那是一个人在族群里的法律或是专业定位，如婚姻状况和军阶都是地位的表示。
除了已宣布的政策之外，政府还可以做得更多，让国人觉得政府已真正把人们的焦虑当一回事，而不是一味采取辩护性（defensive）的方式，重申政府的立场论述。
总统哈莉玛周一晚代表政府宣读施政方针时说：“处在历史转折点的新加坡要生存发展，除了须革故鼎新，政府和人民也得携手前行，在社会和经济改革、身份认同与政治环境的形塑和变革上达成广大共识，才能确保这个小红点在世界舞台上继续发光发热。”
许许多多人的个人焦虑构成了“集体焦虑”，便是社会中潜藏的消极与不利因素，它会逐渐导致人们对“唯才是用”制度（meritocracy）失去信心，怀疑本地人才的利益在这个原则下被牺牲了。
对于不少人来说，崇高的地位是人世间最美好的事物。崇高地位带来资源、自由、空间、舒适的种种生活享受和好处。
博登《地位焦虑》一书中的描述，对新加坡今日的处境具有高度的现实意义。由于这是15年前出版的书，并未论及今天的资讯科技和社交媒体，如何成为人们宣泄焦虑的平台，并把焦虑广泛地扩散到整个社会群体。今天即使在任何成功标准衡量下的“成功人士”，享有身份地位，也同样具有不同程度的焦虑。
国内政治和社会景观不断改变，年轻人已倾向于更坦率和公开地讨论种族问题。对于可能造成社会分化的外籍人士敏感课题，总统指出“处于职业生涯中间段的国人有明显的焦虑，这些都需要政府的应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