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是中国新闻组副主任）

虽说莉雅妮被折腾四年终讨回清白，说明我国司法制度还有纠错能力，但国家法院法官和最高法院法官就同一起案件做出如此截然不同的判决，不是没有过，可还是罕见的。

如果官方最终给不出一个说法，这种不信任感会升级至仇富仇官仇精英的极端社会情绪，不假思索地认定精英之间有什么勾当。所以总检察署发声明澄清，总检察长黄鲁胜与廖文良没有私交。

权力和资源的不对称，让弱者经常在生活中吃亏，但至少在法律面前要人人平等。因此，莉雅妮被折腾四年理应获得赔偿，以及学者提出设立独立检讨委员会调查案子，都在网上获得很大反响。

如果不是有免费帮弱势者打官司的良心律师，如果不是有明察秋毫的公正法官，莉雅妮案是否成永远的冤案？再往深处想，还有没有其他有待伸张正义的案子？这相信是不少人脑海中的疑问。由此可能开始对司法制度产生质疑，即便问题或许源于人为因素。

内政部长兼律政部长尚穆根下个月在国会发表部长声明，势必受到极大关注。人力部、总检察署和警方都正在检讨此案，官方届时应清楚说明并加以追责，让民众相信司法也能有效保护弱势。

质疑刑事司法系统——警方、检察官与刑事法庭——在执行任务过程中出现偏颇的声音，排山倒海而来，甚至有上升至仇富仇精英之势。这对长期以法治为傲的新加坡社会来说是一大警讯。

官方唯有公开透明才能拿回话语权，防止仇富仇精英情绪无节制扩散成社会毒瘤。

引起新加坡全城议论的“廖文良父子VS女佣”案本周有新发展。

来自印度尼西亚的莉雅妮向高庭申请，对负责检控偷窃案件的两名主控官展开纪律聆讯。消息传出后，网络舆论继续一面倒为她打气。

这起“大卫对歌利亚”事件之所以引起全城关注，不只因为它包含比韩剧还引人入胜的戏剧元素。除了同情，更多还是担心自己会不会成为下一个莉雅妮。关注弱者，因为我们害怕有一天也会成为强者对立面的受害人。

网络平台让人们可以畅所欲言为弱势抱不平，但也助长舆论暴力审判之风。情绪不应成为评断是非对错的标准，更不应把不满情绪洒向精英阶层。但，除了网民要克制外，精英也得坦诚交代检讨工作的细节。

和朋友谈起这起官司，大家都坦承，去年3月读到案件下判的新闻时，直接把它当做“又是一起”女佣偷窃案，也完全忘了刑期是26个月。唯一记得案件涉及一个有头有脸的名人。

才不过一年多时间，故事情节就大反转，高庭法官陈成安推翻莉雅妮的偷窃罪名。仔细阅读新闻报道和法庭文件才知道，警方竟延误保管证据，证据链出现漏洞，一台无法正常操作的DVD播放机，竟被列为“贼赃”等等怪事。

更糟糕的是，报案人本身可能有问题。陈成安法官认为，廖文良父子相信是为阻止女佣到人力部投诉他们让她违法承担额外工作，于是决定先发制人，将女佣解雇并报警指她偷窃。

名气响当当的廖文良当时还是樟宜机场集团主席，又曾担任政联企业领导人；莉雅妮只是一名家庭帮佣，不看案件细节，确实已先入为主认定，穷人偷了富人东西。唯不明白，富人为何会为3万4600元的财物去大费周章报警？

司法是保障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也是保障人民生命和财产的最重要防线。一旦失去对司法的信任，社会上的各种关系，包括人与人之间、政府与人民之间的不信任就会进入恶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