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地近来对关注女佣身心健康的意识也有所提高，比如非营利机构外籍女佣援助与技能培训协会（FAST），自2018年起，推出了女佣看护者支援服务计划，服务包括专属辅导热线、免费面对面心理辅导，以及让女佣看护者可谈及工作问题的支援小组讨论会，还有举办与看护工作有关的讲座。这类计划，对促进雇主和女佣间的关系有帮助，也让我国的居家看护，能因为有好帮手而更完善。

在疫情期间，要聘请外籍女佣比较困难，但我们发觉，要说服母亲愿意接纳陌生人的帮助才是更大的挑战。C较幸运，她的母亲和新来的缅甸籍女佣一开始就相处得不错。至于我这边，比起帮手能否胜任看护父亲的职责，更令人烦忧的是母亲和女佣之间的沟通和彼此适应的问题。我觉得自己成了夹心人，得时时顾虑到双方的委屈，且须安抚她们，真不容易。幸好母亲与女佣的相处，在半年间历经三名女佣后，情况有所改善，不久后，在父亲需要彻夜看护时，我们再聘请的新帮手也与母亲相处和睦、相安无事。

后来逐渐发现，原来这样的棘手问题不算罕见。比如有子女为独居的母亲聘请女佣，母亲换了两次女佣后，决定不再接受孩子的意见，竟然把自己关在房内抗议；还有请来帮助母亲照顾父亲的女佣，因为母亲不满父亲较愿意听女佣的话做复健而解雇了她的遭遇。

我的父母则是在五年前搬到近邻，除了方便与子孙往来，他们也乐得能迁入比之前容易打理的较小空间。母亲一向习惯全权担当家事，即便当父亲的行动能力开始下降，她仍然坚持独自照顾他，直至他一起床就跌倒的事件频频发生后，母亲才意识到他们的确需要有个居家帮手。

疫情期间，好友C和我都不约而同需要着手为父母聘请外籍女佣。我们的父母一向独立自主，她的母亲一直坚持留守老家，她住在中部的老组屋区多年，不仅与左邻右舍熟络，也不时有关怀年长者的人员上门，有让家属安心的社交网络。不过，近来她的行动开始有些不便，C特别担忧她会不慎在家跌倒，方建议请个帮佣居家陪伴并照顾她的生活起居。

反思雇佣的挑战，我察觉到在关注帮手如何照顾父亲的需要时，不知觉地忽略了母亲对拥有自主权的诉求。如果能够在帮手初抵家门时，多在母亲的身边，向她说明帮手的职务，且让母亲了解到帮手是要来改善她的处境，积极促进她们在磨合期间尽量建立良好的关系和互信，这或许就能减少不必要的烦恼。其实，将心比心，当一名女性决定只身出国到陌生人的家庭当帮佣时，她也面对了未知的挑战和压力，相信她也希望能在异地把工作做好，与雇主的家庭有良好的关系和沟通，能过有意义的职场生活。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日本研究系副教授）

月前认识了一位曾在台湾留学的印度尼西亚籍女研究员。她在台湾念书时，在机缘巧合下，有不少来自印尼的外籍劳工看护找上她，向她倾吐积累多时的压力。她们除了面对语言障碍和文化适应的问题，最迫切的是她们希望能够胜任工作，却欠缺了看护年长者的训练，不知道该如何把工作做好。她后来为此展开研究，调查了近300名印尼的外籍劳工看护，更深一层地了解她们的状况和身为看护者的压力，并促请当局应该更关注她们的身心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