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我国男性预期寿命为81.4岁，女性为85.7岁。这意味着，假使一个女人30岁生下孩子，全职照顾孩子直到他上中三，重返职场时也才45岁，仍有约20年的职业生涯摆在前方。
此外，根据统计局数据，2019年，我国12万6500名年龄介于25岁至29岁的男性当中，有6万3500人（50.2%）考获大学文凭。
或许有人会说，二三十岁才是最有精力冲刺的时候，人到中年早已错过事业发展的黄金期。但仔细思忖，这何尝不是一种偏见。虽说年轻人的精力可能更充沛，但心性未定。我身旁好些朋友就反映，他们在事业上原本心猿意马，是在成家后才真正定下心来。
在香灰莉木学院论坛上，妇女行动及研究协会执行董事林淑美指出，在丹麦、芬兰、挪威、瑞典等性别平等程度较高的国家，女性劳动力参与率在她们25岁至29岁之间达到高峰，之后因她们成家而下降。这和新加坡一样。
事业既不存在黄金年龄，那开篇的问题难道是道假命题？也不尽然。
就这两点，政府近年来已苦口婆心地劝诫雇主，若一味追求“即插即用型”（plug and play）员工，或是忽视工作与家庭平衡，长远是不可持续的，因为人才必然会流向那些更开明的公司。
（作者是新闻中心高级记者 yeoch@sph.com.sg）
现实是，黄金年龄虽不客观存在，但确实是许多雇主和企业的主观心态。他们的顾虑不外乎，离开职场多年的女性，原有技能已落伍、跟不上最新的行业趋势；又或是认为，这类女性必然以家庭为先，不会为公司尽心竭力。
但女性在事业上也同样存在黄金年龄吗？其实不然。随着人们越来越长寿，不论男性女性，在离开职场一段时间后，仍有足够时间回归和追求好几十年的事业。
记者手记
“政府要如何在提高出生率和支持女性追求事业之间做出平衡，尤其是当两者的黄金年龄范围相似？”
或许有人会认为，女性若不愿丧失职场竞争力，大可在生育后继续工作，将孩子送到托儿所或由他人照顾。但这个观点忽视了许多父母在追求自身发展和保障子女福祉之间所面对的挣扎；而现实是，母性本能让女性自然地要去顾虑更多的事，做出更大的牺牲。
林淑美揣测这与小学离校考试有关，因为根据个别事例，许多妇女不是在生产后离开职场，而是在孩子升上小学时或小六会考那年，甚至有母亲因孩子的小五成绩不好而说：“如果我不做点什么，我永远也不会原谅自己。”
生理上，女性的黄金生育年龄是20岁至30初岁，之后受孕力逐步下滑。随着体外受精等辅助生殖技术日益成熟，女性的生育年龄虽得以延长，但也不可能无限推迟。有意生育的女性，因此往往得赶在这个隐形期限前，将生活重心暂时移向养儿育女。
且不论这个问题能否真靠政府来解决，它直接点出了多数女性因那无形的生理时钟，而须做出的有形的抉择。
相比之下，12万5700名同龄女性中，却有7万7400人（61.6%）考获大学文凭。可见，我国女性受教育程度普遍高于男性。企业若不接纳重返职场的女性，日后与人才失之交臂的风险只会越来越大。
但在这些北欧国家，女性劳动力参与率呈“M”字型，即女性之后还会重返职场；而在新加坡，它却是直线下滑。
国际妇女节当天，一名大学生在以女性权益为主题的新加坡国立大学香灰莉木学院论坛（Tembusu Forum）上提出这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