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次全体阁僚会议上,在一张纸上写出了六个草案。在按日语发音顺序排列的草案中,有三个是选自日本古典的方案。

但自从王政复古成功的明治天皇登基之后,天皇这个职衔就成了终身的“职业”,而只有在战败巨变后的日本,加上经过现代化洗礼的明仁登场,他似乎从开始就产生了变革之心。

文化交流源远流长

时代变迁温和改革

明仁是在1989年即位的,虽然已是第125代天皇,由于成长在战后的和平时期,又直接接触了现代的西方世界,这些对后来他的成长,包括自由恋爱、迎娶平民女子为妻,甚至拒绝前往靖国神社参拜等等,都有着直接间接的关联。作为日本国“和平宪法”下一位象征天皇,他要求“生前退位”而进行皇室改革,客观来看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但是,安倍在2018年冬季开始向身边人士透露,“没必要拘泥于汉籍”。在日本过去的政权,也曾委托以日本文学等为专业的学者拟定年号。进入今年后,安倍向事务官员发出指示,称“作为选项存在也不错”。而4月1日选出的“令和”,就是从《万叶集》序文中的汉文中引用的,这在以往是不可能有的方式。

撇开具体的退位和登基仪式,暂且先谈新年号的寻找、筛选、公布的整个流程,就可以看出日本是如何的保守和革新,又如何的现代与复古相融合了。一句话,像准备一出热闹的舞台剧,既有日本歌舞伎的绚烂,又有西方宫廷仪仗队的庄严,更有复活节一般的民众参与。再总括一句,日本就像迎接奥运会的再次降临一般,全神贯注,动员全民。

撇开具体的退位和登基仪式,暂且先谈新年号的寻找、筛选、公布的整个流程,就可以看出日本是如何的保守和革新,又如何的现代与复古相融合了。一句话,像准备一出热闹的舞台剧,既有日本歌舞伎的绚烂,又有西方宫廷仪仗队的庄严,更有复活节一般的民众参与。再总括一句,日本就像迎接奥运会的再次降临一般,全神贯注,动员全民。

4月1日的新年号发布会流程非常庄重:上午9点半,有识之士在首相官邸召开有关元号的恳谈会;10时29分,在众议院议长官邸听取参众两院正副议长意见;11点半,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举行记者会,发表选定的年号名称;中午,首相安倍晋三出席记者会,亲自发表首相谈话。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制定了《日本国宪法》,修改了《皇室典范》,元号因此失去法律根据,但官民却依旧使用“昭和”这一年号。1979年,日本终于制定《元号法》,规定元号限于皇位继承时更改,继承了明治以来的一世一元制。

日本年号如何选定?

1912年,中国推翻帝制,建立民国,从此废除了年号,改用民国纪元。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甚至以公元纪年,完全与世界接轨。

据知,直到去年秋季前后的事务性讨论阶段,以中国古典(汉籍)为出处的方案都还强而有力。由于日本的古典,大量使用了给当时日语发音配上汉字的“表音”汉字,在专家之间就根深蒂固地认为,这不适合作为年号。

天皇生前退位,把职位让给兄弟、子女、儿孙,而自己改当“太上皇”或“法皇”,这在日本历史上并非罕见的事情。根据统计,从神武时代至今,日本一共经历了128代天皇,其中近代之前的58位都是主动或被动将皇位让出的。

自公元645年,日本仿照中国实施首个年号“大化”以来,过去247个年号当中,能辨明出处的皆出自中国古籍,其中多数是唐代之前的古典文献。比如,“昭和”出自《尚书》的“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平成”则出自《史记》的“内平外成”。因此,选择年号的专家,多由通晓中国古典文化、日本文化、日本文学的学者担任。

日本政府在4月1日宣布,继“平成”之后的日本新年号将是“令和”——这是伴随4月30日明仁天皇退位,5月1日皇太子德仁继任新天皇后所用的新年号。

他还说:“悠久的历史、浓郁的文化以及四季皆美的大自然,这些代表着日本的国民性,要把它坚定不移地交给下一代。”又说,年号最终选定为“令和”,这象征着新时代的来临。还强调,“令和”是日本历史上的第248个年号,首个出自日本古籍《万叶集》的年号。言下之意是,日本终于摆脱了年号非出自中国古籍不可的传统,而且已把日本首个诗歌总集《万叶集》成功推上国际舞台,当然是可喜可贺的事情。

朝日还说,首相选择了自己倾心的日本书籍,也自行发表了谈话,这一做法令有关人士皱起眉头,并表示说,“应该尽量避免变成强调当下首相相反的事态。因为年号不属于当时的政权,而是属于国民的。”

日本天皇的退位即位,即使只是个象征天皇,仍然保留了很多的繁文缛节,包括神道教的礼仪和传统,似乎已跟日本的象征天皇制、民主化体制格格不入了。但对保守成性,又偏爱传统仪式的日本人来说,新天皇的出现不仅是个隆重的仪式,也是个重大的国事活动,更是个全民欢腾的节日。

首相府的山本长官,马上用电话联络了在东宫御所等消息的西村泰彦次长。山本于11点31分前后前往御所,向天皇报告了新年号。西村次长则向皇太子出示了写在纸上的新年号。

二战后,1947年实施新的《日本国宪法》,同时翻新了《皇室典范》,惟有年号问题依然没有更明确的规定。1950年,日本学术会议曾向政府建议:应“废除年号并采用西历”,理由是年号不仅不合理,没有任何科学意义,而且没有法律作根据,有悖于民主主义。虽有议员提出“年号废除法案”,却一直未获得国会通过。

在4月1日9点32分召开的专家会议上,全体与会者一致赞同出自日本古籍的年号方案,而其中推荐“令和”的声音最多。

纳入多个选自日本古典的方案的日本新年号草案,3月29日之前在安倍和菅义伟等数人之间秘密探讨。从“平成”改元时的三个方案增加为六个,直到最终阶段还更换了候选方案。由于安倍重视日本古典方案,因此他在记者会上仍强调:这是“历史上首次以日本古典为出处的年号”。

《万叶集》终于出台

根据记载,日本于(公元)645年进行“大化改新”,即孝德天皇的“改元大化”,并推行一系列的改革。但根据日本共同社2017年1月12日的报道,日本首个正式使用的年号,应该是“大宝元年”,即公元701年。

日本在4月1日11点41分左右公布新年号为“令和”。日经中文网汇总了这一幕的台前幕后。

日本在1889年颁布年号法的同时,也颁布了《大日本帝国宪法》。而《皇室典范》第12条还规定:“即位后,立年号,一代之内不再更改,遵从明治元年之定制”。1909年再颁布《登极令》,又规定“天皇即位立即更改年号”,日本的年号制度才算较为完备。

(作者是退休报人)

日本在唐代就效仿中国,开始使用年号。据日本古籍《日本书纪》记载,日本大化改新(公元645年)使用的“大化”是最初的年号,但又有确实史料证实,日本延续使用年号,还是在文武天皇5年(701年)“大宝”建元以后的事。

“改朝换代”要换年号,这原本是古代东亚帝王政治一个特征。日本从2000多年前就开始事事仿效古代中国,而实施年号以纪元的制度,便在这种情况下发生。这也说明,中日文化交流历史确实源远流长。

决定“令和”台前幕后

《朝日新闻》4月2日报道,政府将《万叶集》选为出处,对此日本的保守派阁僚皆表示欢迎。朝日特别指出,日本书籍中的汉文多数引用中国书籍,若将日本书籍作为年号的出处,或许又会招来“间接引用”中国书籍的指责吧。

“在专家会议上,高度评价‘令和’的意见很多”。日本官房副长官杉田和博如此说明。并说,作为出处的《万叶集》收录了广泛阶层的人写的诗歌。他还补充说,与安倍政权推进的“一亿总活跃社会”具有亲和性。“不应仅使用中国的古典,还应使用日本古典”,与会阁僚的意见自然而然就与“令和”达成了一致。

4月1日上午11时16分,在日本首相官邸4楼的阁僚接待室里,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说:“接下来,完全拜托首相可以了吧”。在确认之后,安倍晋三作出决定,说:“就这么定了”。在可确认的范围内,从日本古典中采用的首个年号“令和”由此诞生。

为何选择“令和”呢?一、“令和”虽然也是一组汉字词,却很生僻,甚至未曾有人使用;二、日本年号传统上总是来自中国古籍典故,突然转到日本古代诗集,又是假名拼凑的汉字,总有些违和感;三、“令与和”的组合,也许可以勉强解析为“使之和”,但“和”却不一定是“和平”或“和谐”;四、过去的“明治”“大正”“昭和”等年号,确有很浓的“汉字文化圈”味道,如果意图是在脱出旧的文化圈,这次也许是个成功的尝试,不然就有些四不像的感觉了。

4月1日,日本政府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宣布,新天皇的新年号已选定为“令和”,并将从5月1日起取代“平成”成为新的年号,即“令和元年”,日本皇室似乎又有了变革。不过变革的主体不在皇室本身,而是在政治的权力核心,能否称为皇室变革,笔者存疑。因为,它有异常突出的表现,包括:一是摆脱中国典故的使用;二是突出日本古籍的登场,而更大的重心是在鼓励日本民粹主义的高扬。

紧接着官房长官菅义伟之后,安倍登台解释新年号“令和”的意义。他说,“令和”出自日本古籍《万叶集》中的“初春令月、气淑风和”,愿所有日本人,都能如度过寒冬、却像春日中盛开的梅花,在对明天充满希望的同时,能各自绽放出絢烂的花朵。

但日本当时使用年号却规范不严,其中包括:一、有使用中断的现象,亦有新旧天皇共用一个年号的状况,以及登基多时后才改元等等;二、某天皇在位可能在任内多次改元,形成一任天皇有几个年号的现象。

直到1868年,明治天皇睦仁登基,改元“明治”之后制度才安定下来。明治天皇曾经规定:“自今以后,一世一元,永为定制”,所谓年号与时代也才“合二为一”。“明治”就出自中国古籍《易经·说卦传》的“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

1979年,日本国会终于通过了《年号法》,确定了较为严格的年号选定程序。

根据日本主流媒体的报道,日本这次提供选择的年号草案最终有六个,除了“令和”,便是“英弘”“广至”“万和”“万保”“久化”。其中半数仍出自中国古籍,即“令和”“英弘”和“广至”出自日本古典,“万和”“万保”“久化”则出自中国古典。

特别在听取了安倍的谈话之后,会明显感受到当前日本有一股强烈的政治风向,一要利用这次“改朝换代”机会纠正皇室现存的和平主义倾向;二要利用皇室活动制造有利于现政权的政治气氛;三要加强象征天皇的功能以协助当前政权推动其复古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