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面对百年未遇之变局的今天，我们有理由重温以下教训：
任何一个大国或强国，都不可能单独与两个以上的大国或强国长期为敌而不被击败。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命运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在这方面，中国提倡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值得倡导和实践。
唐代的曹松在《己亥岁二首》中写道：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
六、战略误判是打开“潘朵拉盒”的钥匙。
战争一旦爆发，就不会再按照一方的意愿进行，战争有着自己的逻辑和轨迹。战争的代价（包括贸易战）直接关乎百姓的切身利益和身家性命，精英阶层如果以“赌徒心态”去处理危机，结果一定损害本国民众的利益和福祉。
《凡尔赛条约》带来启示
作者是德国时评专栏作家
德皇威廉二世当年就是因为好大喜功，最后才落了个一败涂地的下场；大英帝国昔日虽然主宰海外殖民地，但在欧陆，它基本只能采取“光荣孤独”的政策。
德国总理默克尔的手机被盟友美国的情报部门窃听，德国为何一筹莫展，不敢动作？因为它没有能力和胆量与美国这样的盟国翻脸。
从眼下世界的主要热点来看，潜在的危险非常大。虽然主要国家都对战争比较慎重，但用“优先论”强行贯彻本国利益的做法已大行其道，动辄制裁或用武力相威胁也已司空见惯。
《凡尔赛条约》给一场人类浩劫画上了句号，但后人是否从中汲取了必要的教训呢？
当年的政治军事精英对此早有警觉和预言，后世的史学家对此也已盖棺定论。
“结盟”除了能获得盟国的安全支持之外，也意味着要承担集体犯险的义务，即所谓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面对西方的围堵，中俄现在虽然有结盟的理由，但两国都没有走上这条路，这是理智的决定。
经过长达七个月的“巴黎和会”谈判，各方签订《凡尔赛条约》，标志着造成千百万伤亡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然后，这份“和约”并未带来和平，硝烟虽然散尽，战争却以另一种形式延续着。为什么？
同样，德国在一战后的所有国策也都基于复仇的信念。因此，纳粹上台后，对内仇恨左翼党当年的“背后捅刀”，对外则要一洗当年签订城下之盟的耻辱，收复失地，再创辉煌，结果却是国破家亡。
《凡尔赛条约》签订百周年日，我们除了珍惜现有的和平，更应该思考如何真正杜绝战争的根源，合理地解决国际冲突。
结盟不仅是体现了某种“对抗模式”，更是一种束缚和制约，现在国际政治中出现的新概念（新型大国关系或战略伙伴关系等），其实都是为了规避结盟这种旧形式的新发明，也是为了更理性地处理和协调双边和多边关系。
一战的参战国中，有许多都认为自己可以在短期内赢得战争，有些精英甚至认为，偶尔打仗流血有利于国家的健康和富强，但结果却是生灵涂炭，哀鸿遍野，四大帝国从此走向没落。
跟1648年结束三十年战争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和1815年结束拿破仑战争的《维也纳和约》不同，《凡尔赛条约》的宗旨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和平，而是极限打压和羞辱对手的文件。
任何双边或多边条约，都不该通过极限施压来达到，更不能逼人签订“城下之盟”。这样的“迦太基式的和平”无法带来长久的安宁，更难以带来双赢的局面。
一个国家或者民族的崛起或复兴不能以“万骨枯”为代价。一个称职的“世界大国”，首先不该是一个凌霸强权，而是个和平之邦。
最后，它还告诉我们，莫要让仇恨和私利蒙住了人们的眼睛，更不应恣意播种仇恨和复仇的种子。
可是，一旦“爱国主义”深入人心，本国的利益就压倒了一切，爱国的情绪很容易转变成排他的冲动和惯性。
四、单方面通过结盟来维系一个国际秩序已经过时。
从这个意义上讲，《凡尔赛条约》与其说是巴黎和谈的结果，不如说是一颗复仇的种子。
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在其著作《和约的经济后果》中称《凡尔赛条约》是“迦太基式的和平”。他的话不言而喻，分明已把战胜并严惩德国的法兰西，比作在布匿战争（Punic Wars）中战胜了迦太基，并将其彻底摧毁的罗马帝国。
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里，国家利益是相互交织的。一国只能在“共享”和“共赢”原则之下，获得在其他地区的影响力。
三、珍惜和平的价值，不要轻易言战（不管是哪类战争）。
对于这个问题，二战的爆发带来的是否定的回答，而二战之后维持了70多年的总体和平，似乎又给出了肯定的回答。
俾斯麦是外交老手，他在位时，德国曾与欧洲不少国家签订了这样那样的“和约”与“条约”。但是，这些文件并没有确保和平，相反，它们在短短几周内就变成了废纸，而各国纷纷宣战的原因，竟然是一个极端分子的刺杀行为。
作为战败国，德国不仅丧失13%的领土，赔偿320亿美元的战争赔款，外加每年5亿美元的利息，其出口产品还要被征收26%的额外费用，并丧失所有海外殖民地，陆军只能保留10万人，海军主力战舰不得超过六艘，不得拥有潜艇、飞机、坦克或重炮等攻击性武器。
五、“民族主义”是一种很危险的大众情绪。
不要说战败的德国人难以接受这份条约，就连声称“搜遍德国人的口袋也要把钱找出来”的英国首相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私下都说：“当你们把这样的条件强加在德国人民的身上，这只能导致德国人要么不遵守条约，要么发动战争。”
今日之美国如果一定要追求“单极霸主”地位，则难免面临“危机四伏”“四面楚歌”的局面，日子会相当不好过。
在某个时段，世界历史犹如国际法庭，短短数分钟，寥寥几句话，就“宣判”了一场连年煎熬、生灵涂炭的战争的结束。百年前的6月28日，法国巴黎凡尔赛宫内呈现的正是这样一个场面。
应汲取哪些教训？
二、不要沉迷于所谓的“世界大国”地位。
其次，它还告诉我们，“和约”未必就是和平的万能保障。
首先，它告诉我们，若要解决国际冲突和矛盾，“零和游戏”规则是极其危险的。任何谈判均应服务于找出各方都能接受的结果。
战争一旦爆发，就不会再按照一方的意愿进行，战争有着自己的逻辑和轨迹。战争的代价（包括贸易战）直接关乎百姓的切身利益和身家性命，精英阶层如果以“赌徒心态”去处理危机，结果一定损害本国民众的利益和福祉。
美国总统威尔逊（Thomas Woodrow Wilson）看到这份协议后，也皱着眉头说：“如果我是德国人，我想我绝不会签署这份协议。”
历史是前车之鉴。那么，《凡尔赛条约》到底带来了什么启示呢？
七、国际协议必须照顾到各方的利益。
一百多年前，参战国认为，宣战的理由不是谁开了第一枪，而是谁开始战争总动员。这让各国对战争和威胁的判断变得越来越神经质。
即便对德极其强硬、当年代表协约国在贡比涅（Compiègne）森林一节火车厢里签订停战协定的法国元帅福熙（Ferdinand Foch）都认为，“这不是和平，这是20年的休战。”
一、追求民族复兴国家富强本身天经地义，但不能忽视全球和区域的“共同体”意识。
它的危险就在于一般人很难将其与健康的“爱国主义”区分开来。政府为了更好地动员民众，最容易高举的就是“爱国主义”旗帜。
另外，即便两国或者两集团利益相左，冲突加深，也不能停止外交接触或动辄采取制裁措施。换而言之，外交沟通和对话的大门不应轻易关闭，这是防止战争和避免战略误判的非常有效的措施之一。
关键是，1918年德皇退位，德国成为议会民主制国家（魏玛共和国），原因之一即是希望以此获得协约国的认可、谅解和接纳，可换来的却是如此苛刻的惩罚。“被欺骗和背叛”于是成为德国极右翼的主要说辞，并获得大部分德国人的认可，成为此后纳粹崛起的土壤。
当年的美国总统威尔逊曾以“十四点和平原则”点燃了许多民族的复兴希望，使美利坚成为全世界热爱和平和自由人士的一盏明灯；再看今日之美国，特朗普却正热衷于挥舞“美国优先”的大棒，对其他国家采取“极限施压”和“无限打击”。
福熙之言一语成谶，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一战结束后的20年零56天后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