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的争论常常带有民族主义、自利和缺少经济理解能力的色彩，从而导致了错误的公共政策。纠正讨论中的负面偏见，能够带来更明智的政策。
此外，只有一小部分美国制造业岗位被中国的进口产品所取代，而美国规模更大的服务业（以及许多制造业）都受益于中国制造的廉价投入品。美国只有不到五分之一的就业岗位来自制造业，而服务业约占就业的四分之三，美国所有州和几乎所有美国城市都出现如此情况。
另一方面，当一家美国企业雇用新员工（他们的工资通常比他们在夕阳行业中所获得的更高）时，其老板不大可能会说：“恭喜你，你应该感谢中国进口产品让你得到了新工作。”相反，他们更有可能会说：“你得到了饭碗，因为我是个了不起的企业家。”这一不对称的感受产生了一种固有的反全球化偏见。
更高质量的研究和新闻，将有助于公民更好地理解开放贸易的间接和直接影响。此外，更好的教育体系和更大的个人努力将能提升技能，加强工人抓住科技进步和全球化所带来的机会的能力。
以美国进口中国商品为例。许多人经常指出，与中国进口产品竞争最为直接的美国行业或地区一般境况较差，因为这些进口产品取代了美国的就业岗位。但正如我和同事在最近的一篇论文中所强调的，在2000年至2014年间，使用相对较多中国制造的中间产品（如电脑和其他电子设备、家具和实验室外套）的美国行业，就业增长往往更快，实际工资增幅也更大。但是，全球化反对者往往忽视这些发现。
最后，糟糕政策的不对称利益也助长了反全球化偏见。从贸易壁垒中获利的公司和个体有强烈的动机将自己组织起来，为这些措施进行游说。相比之下，大多数因为保护主义而蒙受损失的人，要么没有花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理解问题所在，要么没有足够的资源去游说制定更好的公共政策。
平心而论，社会须要更好地分配全球化和新科技的收益。但他们还必须在其他两个领域有所作为。
这一偏见的第二个来源是公众讨论的不对称性。科技、教育和全球化都促成了就业市场的重新洗牌及其对个人的影响。但美国的政客和媒体发现，将社会困境归咎于外国公司或政府，往往比归咎于科技进步、公共教育体系的失败、育儿不力和个人缺点更为方便。毕竟，投票的是教师和家长，捐款给政党竞选活动的是科技公司。相比之下，外国人既无法投票，也没有捐款。
因此，我们估计，如果考虑中美贸易的总体影响，四分之三的美国工人的实际工资有所增加；而如果只关注直接竞争的影响，则大多数工人的实际工资似乎有所下降。换句话说，即使在将雇主的部分受益重新分配给工人之前，美国绝大多数劳动力已从对华贸易中受益，在工人的总收益方面也取得积极成果。
这三个偏见的来源表明，社会可以很容易地采取伤害大多数人的反全球化措施。事实上，大多数国家都有开放经济的障碍，而仔细研究不难发现，这些障碍往往会损害公民的福祉。
但是，尽管大多数美国人能够理解中国进口对就业和工资的直接影响，却没有认识到其间接的积极影响。这不足为奇。当一家美国企业裁员时，人事经理可能会说：“对不起，我们必须让你离开，但你应该怪责我们从中国的进口。”特朗普和许多美国媒体也在反复强化这一观念。但我们的分析表明，美国的就业扩张也与对华贸易息息相关。
但是，我们不应夸大这一点的重要性。事实上，在许多社会中，还有另外三种固有的反全球化偏见在起作用，它们往往导致公共政策出现偏差，让雇主和工人都得不到好处。
首先，尽管全球化产生的赢家往往多于输家，甚至在政府推出再分配计划之前也是如此，但许多赢家错误地认为自己是输家，因为他们没有认识到全球化所带来的重大间接好处。
（作者是亚洲开发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现为哥伦比亚大学金融学和经济学教授。英文原题：Anti-Globalization Bias and Public Policy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