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伊朗本身。苏莱曼尼将军多年来所作所为，实在是刀头舔血的行当。不计其盛名有大半来自他在击败伊斯兰国中所起的作用的讽刺意味，如此成为“烈士”，不能算是意外，应了“出来混总是要还的”老话。
在冷战期间，美国政府尤其是情报机构参与暗杀外国领袖的计划和行动层出不穷。最引人入胜的，无过于中央情报局多次谋刺古巴革命领袖卡斯特罗，甚至企图利用卡斯特罗的个人习惯，而秘密制作会爆炸的雪茄烟。越战失败之后，这些刺杀计划曝光引起公众反感和国会调查。因此福特总统于1976年签署行政命令，正式禁止从事政治暗杀。卡特总统和里根总统后来分别颁布新的行政命令，保持了这一禁令。
两相对比，特朗普政府的决策在法理和道义上都出现问题。美国和伊朗固然在国际舞台是长期敌手，但是并没有彼此正式宣战而进入公开的战争状态。不管华盛顿有多少理由和借口，这是在国际舞台上对外国领袖不宣而战的刺杀行动。
伊朗事后也没有像利比亚卡扎菲政权一样，以炸毁美国客机来报复。但是面对山姆大叔如此公然暗杀国家领袖的行动，德黑兰的反应或许也会出人意料。
（作者在北美从事科研工作）
美国国会参议员克里斯·墨菲（Chris Murphy）近日在推特中承认：“美国刚刚暗杀了伊朗最有权势的二号人物，并且是在没有国会授权的情况下做的。”因为美国朝野长期对伊朗的妖魔化，特朗普得以把这场公然的暗杀解释为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而不至于在国内遭到太多的政治麻烦。
还有便是伊朗的报复手段问题。与美国常年的妖魔化以及逊尼派恐怖主义相反，伊朗政权及其什叶派盟友极少主动从事公然以无辜平民为目标的暴力行动。对比之下，不仅以色列屡次发动暗杀伊朗科学家的恐怖行动，1988年7月，侵入伊朗领海的美国导弹巡洋舰Vincennes号，悍然击落伊朗民航客机655航班，导致290名乘客（包括66名儿童）和机组人员死亡。
对于世界和平而言，这绝对不是一个吉兆，十分可能开创国际暴力冲突的新形式。苏莱曼尼的重要身份有大量媒体报道，甚至把他视作仅次于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第二个最有权势人物。说苏莱曼尼属于伊朗政府最高领导层，既是军事将领，也是政治领袖，绝不过分。这样一来，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直接命令下，美军在第三国领土上公然刺杀了一名重要外国领袖。
从历史角度，最相近的例子是太平洋战争中，美军在南太平洋所罗门群岛截击杀死日本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在美国截获破译日军密电，得知山本大将的行程计划后，是否予以截击也是一个有争议的决定，在许多人看来，这是并不光明磊落的刺杀行动。最后据说是罗斯福总统亲自拍板，由太平洋战场总司令尼米兹海军上将下令歼灭山本机队。美方决策的理由是两国已经彼此宣战，在太平洋战场出现的任何日本飞机和人员都是正当的战争目标。
但是在国际上，山姆大叔这样可以随意不宣而战，暗杀外国领袖，显然开创了一个会被他人仿效的先例。在全球化退步、国际合作减少的大气候下，这一先例只会加剧国际暴力冲突的随意化，尤其是在先发制人保护自身利益的借口下，对他国政治领袖明目张胆的暗杀行为。
但是对于伊朗政府而言，这是无法不予报复的挑战，而且像华盛顿一样，很可能在第三国领土上展开。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大中东更加面临多事之秋。
新年伊始，传来美国军方动用无人机发动空袭，在巴格达国际机场炸死伊朗精锐部队圣城军（Quds Force）司令卡西姆·苏莱曼尼少将（Qassem Soleimani）。
不妨将此与1983年朝鲜特工在仰光谋刺韩国总统全斗焕、杀死多名韩国高官的事件对比。彼时朝鲜与韩国不仅彼此敌对，甚至也没有正式结束战争状态。但是平壤如此公然在第三国刺杀韩国政治领袖，还是被视作恐怖主义而遭到了国际社会包括中国官方传媒的强烈谴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