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行动》中列举了15项重大行动，健康知识普及行动居首位。在随后举行的“健康科普行动”启动仪式上，中国科协科普部部长白希透露，中国公民具备科学素质比例逐年升高，进步显著，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存在较大差距，计划用30年赶上发达国家的先进水平。医疗领域公众健康素养的提高，则需要百万专业医师的积极投入，面向社会宣传健康知识和健康观念。
在此次疫情期间，中国民众因为某权威媒体官方账号的一条微博推送，而将尚未有明确临床试验数据证实的双黄连口服液，在极短时间内抢购一空，则再次暴露了民众健康科学素养的缺乏。众多网民将之与2011年日本核泄漏引发的中国多地“抢盐风波”相比，认为民众的健康科学素养亟待提升。
韩国民众捐出的黄金虽然相对巨额外债杯水车薪，但这一举动极大地提振了民族士气与市场信心，也让世界人民看到韩国国家与民众的韧性。“藏金于民”的韩国，在关键时刻得到了正向的反馈，或许“藏口罩于民”也可以像“藏金于民”一样，成为良性的“战略储备”。
前德意志银行证券驻香港分析师劳伦斯（Andrew Lawrence）1999年提出了“摩天大楼指数”的概念。他发现经济衰退往往发生在新高楼落成的前后，这在经济学上被称为“劳伦斯魔咒”或“摩天大楼诅咒”，而武汉似乎将因为这次疫情而成为这一“魔咒”的最新注解。
国家、医疗机构及其他相关单位的应急储备缺乏是显而易见的，民间的储备不足也是重要的因素。1997年至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期间，韩国民众踊跃捐金的历史美谈，似可对今天中国的“口罩储备”带来些许启发。亚洲金融风暴期间，韩元极速巨幅贬值，外资加速出逃，韩国金融市场陷入极度动荡，韩国政府为稳定金融市场与平息金融危机，消耗了大量的外汇与黄金储备，外储与金储趋于枯竭。1997年底，韩国政府为渡过金融危机难关，被迫使用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紧急救助贷款，经济主权也受到了严重损害。
然而，这一数字事实上掩盖了一些真相。民众尤其是中老年群体健康科学知识匮乏，中国民众的医疗保健消费支出中充斥着大量“权健式”消费。权健是一家标榜自然医学的主营保健食品用品、食品饮料、卫生用品、医疗服务等业务的直销公司，因涉嫌夸大宣传、非法传销、医疗资质问题、保健食品安全问题等违法犯罪行为被查处。
2019年底，“不明原因肺炎”开始在中国武汉浮现，其后发现是由2019冠状病毒（COVID-19）所引发。进入新年，病毒疫情愈演愈烈，借助春运的大规模人口迁移，疫情开始在中国全国扩散，并出现向外国输出的案例，最终促使世界卫生组织于1月31日宣布此次疫情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中国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呼吸系统疾病临床研究中心主任钟南山，在1月20日晚就2019冠病疫情发表讲话之后，“勤洗手，戴口罩”开始流传，中国全国上下陷入口罩抢购潮，具有一定防护级别的口罩快速脱销，正规渠道的网店、实体店断货，线上线下出现大量高价倒卖口罩的商家与个人，海外华人华侨留学生在世界各地的药店、超市扫货，一时间全球都陷入了“口罩荒”。
中国政府第一时间组织口罩生产上下游企业复工并超负荷运转。在2月2日中国工信部记者会上，消费品工业司副司长曹学军透露，至2月2日中国口罩实际产能已恢复了60%，日产量已经超过千万只，但口罩需求呈现爆发式增长，供应仍存在缺口。据此笔者认为，相较于产业短暂的停工，前期储备的严重不足似乎才是“一罩难求”的关键症结。
饮食上，中国民众经常半骄傲地自嘲“地上四条腿的除了板凳，天上飞的除了飞机，没有不吃的”，甚至还有相当部分民众迷信野味可以大补，食材上的庞杂与不安全，也被认为是此次疫情的导火索之一。
中国政府在此次疫情中展现了较强的国家动员与组织能力，但在疫情防控过程中也暴露出诸多问题。疫情初起时，武汉市政府及国家卫生部门在信息公开上存在不透明、不及时的问题；疫情防控全面展开阶段，湖北省政府、武汉市政府及黄冈市政府等对疫情的应对，也引发广泛的争议；在全国乃至全世界支援武汉相关紧缺物资过程中，负责接收调配的湖北省红十字会、武汉市慈善总会、武汉市红十字会等具有官方背景的社会团体，又被曝出调配不当等问题。
一罩难求的主因
在权健活跃的年代，大量中国民众受骗购买了权健的产品与服务，造成了包括意外死亡在内的诸多严重后果。在中国政府严厉打击下，像权健这样的公司势头有所收敛，但依然不鲜见；而大众的这部分“权健式”的无效甚至负效能健康消费，无疑也被统计入医疗保健消费。
针对这起公共卫生事件的处置，各界褒贬不一，媒体、自媒体、撰稿人以及广大活跃的网络用户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进行了评论分析与建言建策，可谓“前人之述备矣”。
口罩的短缺，一方面是产业恰逢春节假期停工，另一方面也是前期储备的严重不足。也有部分观点认为，民众对于口罩的盲目认知与抢购，也是造成短缺的因素。但是鉴于大多数民众连最基本的具备防护能力的一次性医用口罩都缺乏，这一观点似乎并不成立。
在全民防控疫情蔓延的过程中，有一个现象尤为突出，那就是口罩的短缺。中国是制造业大国，口罩的年产量占全球约50%，工信部赛迪研究院直属单位赛迪顾问的一份报告显示，2019年中国大陆地区口罩产量超过50亿只，产值达到102.35亿元（人民币，下同，约20.3亿新元）。然而，这样巨大的产能，面对此次疫情却显得捉襟见肘。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1月20日作出指示后，中国全国上下迅速行动起来，疫情暴发中心武汉于1月23日10时开始实施史无前例的封城，随后各省根据疫情扩散，相继启动重大公共突发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有武汉版“小汤山医院”之称的火神山医院也于武汉封城当晚启动建设，在短短10天内建成，并交付赶赴支援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于2月3日开始收治患者。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所公布的数据，2019年中国人均医疗保健消费支出1902元，增长12.9%，占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为8.8%；而美国劳工部劳工统计局所发布的2017年《消费者支出》报告显示，美国民众的医疗健康消费占比也不过8.2%。单纯从消费支出占比上看，中国民众的健康意识已经不弱于作为发达国家标杆的美国民众。
武汉是近些年中国城市化快速发展下的“网红”城市之一，在全球化及世界城市研究网络（GaWC）编制的全球城市分级排名《世界城市名册2019》中，位列第二档第二级（Beta），其城市快速发展的标志之一，就是一座座摩天大楼拔地而起。至2019年10月，武汉已拥有46座摩天大楼，位居中国第六，世界前列。
（作者是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生）
中国有句古话，“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无论是夯实公共卫生安全，还是推进“健康中国”，抑或是促进“人的城市化”，不妨从“藏口罩于民”做起。
中国国务院下设有一个特殊的议事协调机构——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其前身是中央防疫委员会，最初的设置即与防疫相关。其名称也颇具中国特色，“卫生”与“爱国”联系在一起，这表明中国很早就意识到公共卫生安全与国家安全的密切联系。
2019年入秋后，中国北方多地出现空气污染，东南地区也发布雾霾空气污染警告。在国家层面，中国的空气污染治理形势依然严峻；在个人层面，民众的健康福祉依旧受到威胁，防护性的口罩或许不单是疫情来临时的必需品，更是日常生命健康保养的“刚需”。
针对口罩短缺的状况，中国政府引导、组织口罩生产企业春节假期中积极复工，中国各地市场监管部门严厉查处哄抬物价、囤积居奇，部分城市开始实施定点定量投放口罩，众多国家、国际组织与个人也向中国援助、捐赠了大量包括口罩在内的紧缺物资。然而，在广大社交网络上依然充斥着“一罩难求”的呼唤，各大定点医院物资缺乏的消息，也不时出现在网络“求援”中，符合一线医务需求规格的医用口罩更是“求援”的重点。
透过此次疫情，笔者发现，即使在雾霾较重的华北部分城市，民众家中也缺乏具有一定防护作用的口罩日常储备，这也显示即使是居住在城市的中国民众，也较为缺乏基本的健康科学素养与公共卫生意识。
事实上，中国已经意识到提升民众健康水平与健康科学素养的重要性，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提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国家层面成立的健康中国行动推进委员会也于2019年制定推出《健康中国行动（2019年－2030年）》（以下简称《行动》），旨在建立健全健康教育体系，引导群众建立正确健康观，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30年”“百万专业医师”，显然中国的健康科普之路还有很长的一段艰难路程。与民众健康意识和健康科学素养的缓慢提升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城市化，在中国官方的表述中被称为“城镇化”，中国国家统计局所发布的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报告显示，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达到59.58%（截至2018年底），比1949年底提高48.94个百分点。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大陆崛起了一批新兴都市，本次2019冠病的首发地武汉就是其中的代表。
中国社会的发展尤其是民众综合素质的提升，显然没有跟上经济发展的步伐，这一定程度上反过来制约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在“土地的城市化”快速推进过程中，“人的城市化”大幅落后。中国已经提出“新型城镇化”的概念，核心就是人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转变。然而就目前来看，中国民众表现在健康科学素养与公共卫生上的生活方式，离“城市化”还有相当的距离。
中国民众健康科学素养的缺乏
早在2010年，世界卫生组织就将“城市化与健康”选定为世界卫生日的主题，健康科学素养与公共卫生意识的提升，无疑应当成为中国下一步“人的城市化”的重要内容组成部分。试想，倘若在此次疫情暴发之前，中国民众便已树立起科学的健康认知与较强的公共卫生意识，日常“刚需”的口罩在家中常备，也就不会出现“一罩难求”的局面，甚至可以像韩国民众捐金一样，在必要时将自家储备的口罩捐献出来纾解“国难”。
2019冠状病毒疫情暴发，对中国及周边地区乃至全球产生的政治、经济、外交和社会等诸多领域的叠加影响，无疑再次提醒中国对公共卫生安全的重视。中国政府或将重新审视公共卫生安全，并将之纳入总体国家安全战略，而其“健康中国”战略也必将在此次疫情平息之后加速推进，健康产业或许将迎来真正的爆发期。
同时，韩国社会发起了爱国捐金活动，民众踊跃将家中的黄金饰品捐出，希图帮助国家偿还外债。据英国广播公司纪录片，截至1998年3月，约有350万韩国民众参与捐金，共捐出227吨黄金，国际金价因此创下近20年的新低。
“藏口罩于民”，对民众来说，既可以用于平时个人健康防护，也可以免于特殊时期“挨宰”——平时单件2至3元的KN95级别防护口罩，在疫情期间被炒到了20元以上；对于国家来说，通过普及健康科学与公共卫生知识提升民众健康生活水平，以“藏口罩于民”是最经济的“口罩储备”，举国民众科学的健康的生活方式与生活文化，无疑也将成为中国国家软实力的一部分。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民众的生活水平不断提升，对健康的重视程度也越来越高。中国的电视上近年来充斥着养生、健康类节目，对健康的重视也反映在健康消费上。
“藏口罩于民”在中国有着坚实的现实基础。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的环境问题凸显，2010年以来中国爆发多起严重的雾霾污染事件，政府开始大力宣传环保、整治环境，取得了显著的成果，雾霾有所缓解，但离彻底治理依然“路漫漫其修远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