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来源是中国的政治制度。虽然美国民众很早就意识到本国与中国之间存在意识形态鸿沟，但对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个较为抽象的概念。虽然关于强行拘留新疆数十万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镇压西藏人，以及迫害政治异见者的报道，让人不忍卒读，但却存在着极大的距离感。对于许多人来说，这些报道仅仅是些体现美国体制优越性的论据而已。
由于此类惩罚性措施得到了公众的广泛支持，71%的美国人想让制造业从中国回归本国，因此唯一未知的只是其严厉程度。考虑到自身政治利益，特朗普不太可能在这方面表现出太大的克制。毕竟在11月大选期间，美中关系将成为最重要的外交政策问题。特朗普已经开始抨击其假定的民主党挑战者、前副总统拜登，对中国的“立场软弱”；而拜登则通过指责特朗普对华措施日益软化来予以回击。
至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他也不太可能退缩。4月初，在中共最高决策机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会议上，他指出“我们要坚持‘底线思维’，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虽然尚不清楚习近平这个“底线思维”的具体含义，但可以相当肯定地推断，这暗示着中国不会对美国不断加大的压力做出让步，而是以牙还牙。
（作者是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政府学教授，美国的德国马歇尔基金会非常驻高级研究员）
已造成超过8万名美国人丧生，经济部分停摆和大规模失业的冠病疫情，却将这些抽象描述变成了现实。这是普通美国人第一次因为某个遥远国度的政治，而忧虑自己在国内的经济状况和身体健康。
在世界面临迫在眉睫的共同威胁之时，两个最庞大经济体之间不断加剧的冷战，是任何人都不愿意看到的。但由于双方领导人都不可能改变自身手段，因此这一后果将难以避免。事实上，这场疫情非但无法促进全球合作，反而可能将美国和中国锁死在一个不断升级的恶性循环之中，最终直接导致一场全面冲突的爆发。
与此同时，西方也给中国留下了诸多口实。特别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治下，实在笨拙无能且充斥着相互指责，前后矛盾和弥天大谎的危机应对措施。
鉴于特朗普个人的失败应对，以及随之而来的美国经济崩溃，现正威胁着他的连任前景，共和党特别想将责任推到中国身上。而许多美国人似乎对此深信不疑：哈里斯民调显示，超过50%的人赞同特朗普将冠状病毒称之为“中国病毒”。
英文原题：COVID-19 Is Finishing Off the Sino-American Relationship
美国人确实也在总体上把这场危机归咎于中国的政治压迫。根据美国哈里斯民调机构最近发布的一项调查数据，超过70%的美国人认为，中国对疫情影响状况的报告不准确；而超过75%的美国人认为，中国政府理应对病毒的扩散负责。实际上，有55%至60%的人认为，中国政府对病毒在美国蔓延所负的责任要多于美国政府。
目前已经夺去超过30万条人命，并使全球经济陷入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衰退的2019冠状病毒疾病危机，注定要重塑整个地缘政治局势。尽管疫后秩序的轮廓仍有待观察，但有一点似乎可以肯定：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非但无法实现正常化，还可能变得越来越疏远，也越来越敌对。
这杯包含着意识形态敌意、长期贸易战、地缘政治竞争，以及国内政治造势活动的毒酒，极有可能助长双边紧张局势的进一步升级。在美国，国会很可能会通过一项法案，要求将目前位于中国的国家安全相关产品生产迁回美国。特朗普政府可能会实施新的制裁，包括对技术转让施以更严格限制。
中美关系其实在危机来临之前，就已经处在苟延残喘状态，而疫情或许就是那一记丧钟。尤其是中国地方当局在疫情初期隐瞒相关信息的证据，以及中国悍然封锁全国所造成的全球供应链严重中断，让大多数美国人意识到了两个根源于双边关系的严重脆弱性来源。
在武汉疫情早期应对不力的消息传出后，中国共产党便进入了止损模式。一旦新感染病例开始下降，政府便发起了积极的外交努力和宣传攻势，以修复自身形象。它已向伊朗，意大利和菲律宾等受灾严重国家输送了医疗物资和医疗队伍。在国内，它为自己实施的果断行动歌功颂德，大肆宣扬民族主义，并对西方民主国家的迟钝反应大加鞭挞。
然而，尽管冠病危机已向美国人点明了与中国一党制政权打交道的真实危险程度，相互敌对行为的迅速激增却并非其必然结果。两国关系急剧恶化，反映了两国政府想方设法利用危机，来提高各自国内地位的行径。
脆弱性的第二个来源在于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尤其是美国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在疫情暴发之前，美国人主要是从贸易失衡和失业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如今，他们却在很大程度上，将中国在生产全球个人防护设备和药物成分方面所扮演的过大角色，视为一个危险的国家安全弱点，必须加以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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