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执政基础更为深厚的习近平，似乎拥有比拜登更大的回旋空间，他也更有条件去掌握主动。此外，他还有多种选项可以用来展示善意，并很可能引发美国的积极回应，而不至于冒太大的政治风险。
防止中美关系新一轮恶化的唯一办法，就是拜登或习近平先拿出具体措施表达合作意愿，然后严格遵守对等原则。走出第一步的成本可能不大，但却可能获取远超于此的长期潜在回报。
虽然两国仍将是战略竞争对手，但它们的竞争将建立在更稳定的预期和相互接受的规则基础上，并可能在一些共同关心的领域，特别是气候变化领域开展合作。最重要的是，紧张局势的缓和有助于降低灾难性军事冲突的风险。
如果美国和中国领导人认为，阿克塞尔罗德的见解足够令人信服，并可以转化为实际的政策，他们的下一个挑战，就是在不确定对方会如何回应的情况下，拿出什么样的第一步行动。
虽然我们不知道拜登是否会对这些姿态做出积极回应，但习近平还是应该去尝试。中国几乎没有什么损失，但却可能会有很多收获。
倘若拜登和习近平都不愿冒着丢失任何政治资本的风险去迈出第一步，中美关系极有可能进一步恶化。在国家安全方面，两国军队都在忙于准备对峙，形成了一个威慑与反威慑的危险态势。
（作者是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政府学教授，美国的德国马歇尔基金会非常驻高级研究员。英文原题：Biden, Xi, and 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版权所有：Project Syndicate, 2021）
以健康状况不佳为由，或者按照这些人已经完成了“教育培训”的官方留置说法，释放相当数量被任意拘留的维吾尔人，可以表现习近平在处理这一可谓最棘手双边问题时的务实态度。同样，暂停中国战机对台湾防空识别区的挑衅性入侵，既有助于减少两岸爆发意外冲突的风险，也有利于化解与美国的紧张关系。
然而，拜登和习近平似乎都面临着同样的两难选择：是否应该先伸出橄榄枝，以期在短期内稳定双边关系，并在双边竞争中获得持久的战略优势。
举个例子，中国可以立即撤销因去年美国对中国国营媒体驻美记者施加限制，而对美国媒体驻华记者下达的驱逐出境令；另一种可能则是撤销对1月初在香港被捕的53名民运人士的起诉。
无可否认，在短期内，两国领导人都有比缓和双边紧张关系更为紧迫的事务要处理。拜登必须修复特朗普四年总统任期间，对美国民主和社会所造成的破坏；而习近平则计划调整中国经济的方向，以减少与美国脱钩所带来的影响。
拜登如要撤销针对中国科技企业的关税和制裁等特朗普的对华政策，必将在华盛顿遭遇来自两党的强烈反对。尽管习近平可能更渴望终结中美关系的自由落体状态，但他一直不愿意采取任何实质性举措来展示善意。相反，中国今年加大了对香港的打压力度，中国军方也持续在对台湾进行恐吓和骚扰。
通过无数次的模拟，现为密歇根大学名誉教授的阿克塞尔罗德发现，对于民族国家这类行动方来说，最有利的长期战略是先寻求合作，然后再针对对方的回应实施相应举措。换句话说，如果一个国家先拿出善意的姿态，然后再对对方的后续举动做出类似回应，从长远来看，它将会受益。
这一深刻见解尤其适用于当前的中美僵局。尽管拜登和习近平都知道，他们的国家正处于一场无止境的地缘政治竞争中，但他们也希望在其周围设置防护栏，以避免潜在的灾难，如失控的军备竞赛或直接的军事冲突。
在外交方面，拜登很快就会尝试动员其民主国家盟友去与中国对抗，习近平则于最近在本年度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上的讲话中，不点名地谴责了这一举措。经济紧张局势也可能升级，因为中国似乎不太可能达到习近平政府一年前，在与特朗普政府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中，所订立的增加采购美国产品的目标。与此同时，香港和新疆大多信奉伊斯兰的维吾尔少数民族的人权依旧遭受侵犯，这将刺激华盛顿要求对中国政治领导人和经济实体实施更多制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