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印度市场化改革，两国国内形势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两国努力发展经济的目标，使得追求和平的外部环境，成为双方的重要共识；另一方面，经济发展下中印两国，在国际舞台上日益活跃，两国的竞争也趋于激烈。此外，两国民间的民族主义情绪日益强烈。尤其是政治活动开放的印度，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声势日益高涨。
进入21世纪，中印在多个层面展开了竞争。虽然两国也有基于共同利益的合作，但显然两个人口均超10亿的世界级大国的竞争更甚于合作。“龙象之争”成为国际上的热点话题。
以笔者个人立场，当然是支持中国方面。因为从传统占有和法理角度，中国对争议地区应拥有主权，印度方是入侵者。印军在实控线附近进一步的蚕食，显然是中方所不能容忍的。
6月16日，中印在实控线西段发生近50年来最严重的流血冲突，震惊世界。据印方消息，印军已有20人死亡，100多人受伤。而中方也确定有人死伤，但未公布伤亡人数。虽然此后双方表现了一定程度的克制，但事件断难在短期内平息。
（作者是《中国战略分析》杂志撰稿人、国际政治研究者及作家）
在取得不俗成就的同时，印度经济也显出疲态。今年以来，印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大减，冠状病毒疫情则雪上加霜。当“经济牌”失利，打出“民族主义”这张牌就成了必然。面对经济下行、失业率暴增的困扰，莫迪政府对外自然要更加强硬，以取悦保守和排外的基本盘。
中国在经济体量和发展水平上均领先于印度，但印度也不甘示弱。印度领导者继承了尼赫鲁“印度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流国家角色，要么做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销声匿迹”的格言，在经济、军事、外交各领域取得不俗的成就。
中印双方对争议领土的争夺不仅涉及主权，还有现实利益。相对于青藏高原之上的苦寒，藏南地区土地相对平坦肥沃，气候也较宜人。这里还是连接中国西藏与印度东北部的前沿地区。而西部争议领土，则与中印及巴基斯坦三国都有关联，还涉及敏感的克什米尔问题。
从目前的情况看，双方都不想扩大事态并已展开谈判。但莫迪提到“军人在边境的牺牲不会白费”，这有着一种不好的暗示。这说明，印方虽不想将冲突演变为战争，却也不会息事宁人。从官方对中国商品加征税款、停止使用中国通讯网络，到民间抵制中国货，都只是这次冲突“结束的开始”。两国真正走向和平，恐怕还需不少时日。
直到1962年，忍无可忍的中国军队发起了自卫反击战，并一度占领藏南重镇达旺。但因政治及军事原因，中国军队最后主动退出了包括达旺地区在内的地方，回到实控线中方一侧。印度则迅速夺回了中国退出的土地，还在原属藏南的这片区域，建立了“阿鲁那恰尔中央直辖区（后升格为阿鲁那恰尔邦）”，并向此地大规模移民和兴建基础设施，以巩固其占领。
中共建政及解放军入藏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同样新独立的印度共和国，继承了相关的边界争议。争议领土既包括人们较为熟知的藏南地区，也包括涉及拉达克和“阿克赛钦”的西段地区。
印方控制的拉达克地区，在宗教和种族上与中国西藏很有渊源；印方认为中方“占领”的阿克赛钦地区是克什米尔的一部分。中段争议地区（即原中国与锡金边界）则靠近印度境内的西里古里走廊。总之，这三段争议领土对双方有着重要的战略价值、经济价值、社会价值。
1950年代初，由于中印两国关系友好，边界纠纷得以搁置。但随着中印两国利益的冲突与国际局势的变化，两国关系逐渐恶化。中方拒绝承认英印时期印方单独认定的“麦克马洪线”，但依旧以“实际控制线”称呼之并默认现状。相反，印度方面却试图进一步扩张领土。尼赫鲁政府下的印军，在中印边境实施“推进政策”，逐步蚕食边界争议地区，并射杀中方边境守卫人员。
自满清王朝和英国殖民印度时期，中印双方就产生了领土争议。英属印度殖民当局趁清政府自顾不暇之际，占领了传统上属于西藏的部分地区。民国时期，争议持续，还涉及了西藏地方势力这个“第三方”。
复杂的历史和重大的纠纷，导致中印在争议边境常年维持“冷和平”状态，间或发生暴力冲突。自1962年以来，双方又在1967年、1987年再次发生冲突，但均未扩大为战争。
本次导致双方数十人死亡的冲突，应不是双方中任一方希望看到的。双方都会对发生这样的悲剧有所预备，但并不想主动促成，而是时势所致。至于具体哪方更须为本次冲突承担责任，因为目前双方尤其中方没有释出足够的信息，因此无法判断。
自从印度人民党的莫迪上台以来，其国内的民族主义之风更为强劲，在国际舞台上也越发咄咄逼人。在强化对克什米尔的控制与对巴基斯坦的压制同时，莫迪政权也将中国作为其针对的目标。
本次冲突是两国博弈在焦点问题上激化的表现，既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两国均不希望爆发战争，一直在力图避免边境纠纷再度演变为流血冲突；而两国激烈竞争与民族主义情绪，则与克制动武的要求间形成显著的张力。
中印这次边界冲突并非偶然，而是有着复杂的历史因素和深刻的现实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