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音乐为例，它是传递正能量声音最有效的媒介之一（当然它也可以是“靡靡之音”的传递者）；一首充满积极向上内容的好歌，往往胜过千言万语、苦口婆心的劝导。脍炙人口的《明天会更好》《要拼才会赢》及本地新谣人的创作《阳光总在风雨后》等歌曲，皆为内容通俗，但却积极和充满正能量的好歌，尤其在经济低迷的非常时期，这类励志歌曲能够带给人们内心一定的盼望及多走一步的力量。
常话说：“居安思危”——在安全稳妥的日子，就应当对将来可能面临的危机做好准备；不要等到危机临到时才阵脚大乱。然而一般人还是习惯在安逸时一天过一天，很少未雨绸缪，结果只好在干旱的日子临渴掘井。
在今天这个非常时期，社会的确需要更多正能量和激励人的声音。我们已无法再复制80年代新谣运动所带来的盛况，然而我们却能借助文化艺术活动，启动社会正能量。简单来说，就是通过文艺创作（不论是音乐、电影或美术等方面的），来向处于危机的社会群体传递积极、充满正面思想的信息。
例如在没有任何后台资助的情况下，为了出版一张属于自己的新谣专辑，我们必须学习如何以非常有限的资金及几乎零的商场经验，去与当时的流行音乐唱片公司巨头打交道。结果当然是碰得一鼻子灰……然而现在回想起来，我们仍没有后悔当时的一股傻劲。或许这就是那股来自那个时代的“正能量”推动使然吧！
政府国会文化、社区及青年委员会主席司徒宇斌，在国会施政方针辩论时，以“新谣”为例，指出文化艺术活动能够产生正能量，甚至“培养更强大的国家认同感，并塑造坚定不移的精神。”（《联合早报》2020年9月4日）
然而，现实终归是现实。新谣当时并非如此神奇，能够给予我们这些年轻人“迎接新一天的力量”或让我们“暂时忘记平日须面对的严峻现实”。是的，当时新谣这崭新蓬勃的音乐运动，并没有成为我们逃避现实的“乌托邦”。反之，新谣后期进入流行乐坛的发展，却更迫使我们当时这些乳臭未干的年轻“新谣人”，学习如何成熟去面对现实的考验。
笔者在新谣萌芽发展的80年代，仍是一名不知愁滋味的少年人；创作新谣纯粹是个人与同学的爱好，并不因背负任何当时的时代包袱（例如华校生的前景问题）而写歌、唱歌。不过，创作及发表歌曲在当时确实让笔者（及新谣组合的同学）有一定的满足感。
正如司徒宇斌在国会上所呼吁的，政府应该在这非常时期，加倍拨款资助文化和体育方面的活动，例如资助这类励志歌曲或电影视频等的制作与宣传。除了政府的资助与推动，更重要的是个人（不论是音乐人、电影人、作家或诗人等等）与民间团体（如学校、民众俱乐部及社团等）的支持与参与，诚如昔日个人与民间团体支持新谣一般。
这次的疫情可说是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席卷全球；几乎所有国家都对疫情肆虐所带来的破坏力（尤其在经济方面的打击）始料未及，并且几乎都束手无策。多少业绩原本辉煌的公司，突然竟得面对破产的威胁；多少原本坚固似铁的饭碗，突然竟也出现裂痕……如今人们已来不及谈“居安思危”的事情了，因为大家已经活在危机里头了。现在要谈的是如何在危机中安然自处，同时如何忍耐度过危机的问题。
倘若再加上创作人或歌手的亲身经历与现身说法，其力量必会更大。例如笔者写了一首名为《多走一步》的励志歌曲，演唱者就是一位不向失败低头的肾病患者。由这位“过来人”来诠释这首歌，果然“力上加力”！
有人说：“危机就是契机（或转机）”。这句话得视人如何看待危机与契机。有人借危机发“灾难财”（甚至趁火打劫），这是投机而非利用契机。前者是短暂，甚至是自私的个人收益；后者则是长远、有益于众人的收获。
（作者是旅居海外教育及音乐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