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总理周恩来在1956年访问缅甸时，对大量海外华侨入籍当地社会的问题，提出了“亲戚说”的生动比喻：落地生根就像出嫁的女儿，所在国是祖国，而原籍国就是娘家。他也为当地华侨融入缅甸社会应有的心态，写了四个字，“面、长、落、溶”，意即面向当地、长期生存、落地生根、融入社会。
接纳外才有如植物嫁接，好树种需要能够配合的土质，在辛勤园丁的细心照顾下，才有可能嫁接成功落地生根。外才有如优种树木、人民有如土壤、政府有如辛勤园丁负责施肥浇水，细心观察嫁接过程。外才和国人的磨合其实是相当被动的，取决于园丁熟练技巧，创造适宜的环境。因此对开放经济所带来的挑战，决策者的政策大方向虽然是好，但是如果在执行时的拿捏轻重不到位，失调就会造成躁动和怨气。
如果我们加速奠定新加坡本土文化和核心价值观，外才融入磨合就会更有目标和方向。星展集团总裁高博德（Piyush Gupta）在2009年决定落户新加坡成为公民，就是成功的案例。
庆幸的是，大部分国人也义无反顾地支持政府的开放政策，敞开双手欢迎外才的加入；毕竟新加坡的建国一代，大部分也是早辈移民。加上新加坡的宜居环境和世界公认的教育与卫生体系，许多外才也愿意考虑落户新加坡，把家庭安定在这里。
面对外来挑战，我们善用国家资源（地利）加强我们的高层管理者、中层专业经理人、底层劳动者的就业竞争能力（人和），抓好世界发展动向（天时），为国家创造新契机。
政府鼓励国人不要畏惧竞争。的确，新加坡受惠于开放经济，但是中产阶级夹心层所受到的影响也最大。由于经济转型和冠病疫情，更多中产阶级、专业人士失去工作。在约有40万外才仍在新就业的大背景之下，他们急躁，政府也想如何寻找应急对策。
若是有落地生根的打算，外才更不可抱着高高在上，不可一世的心态；毕竟外才要融入本地社会产生归属感，仍然需要本国人的接纳和包容。愿意落户的外才也要积极表态，为新加坡社会做出贡献，以消除国人对外才持怀疑眼光，认为他们只是忽悠，以新加坡作为踏板，跳到其他地方。
我们不鼓吹民粹，盲目保护本地就业而封闭，会对国家造成更大伤害。但我们也不是罗马竞技场，放任外才自由进出和国人搏斗。面对世界新挑战，给予国人天时地利人和优势，为国人创造更高就业价值和外才交锋。这是国家对本国人天经地义的基本保护。
（作者是旅游咨询顾问）
我曾以外才的身份，到中国和阿联酋工作生活了近8年。外才要得到当地人的接受认可，最基本的是要带着谦卑心和做客人该有的礼节，入乡随俗，融入社会。
如果由于土壤贫瘠（意即国人民生就业问题）、或者过于强势的嫁枝（意即没有诚意技术转移或落地生根的企业和外才）而造成排斥作用，园丁就须要及时调和、灌溉施肥以确保土壤维持肥沃。
受到中美贸易战影响，我们看到国际贸易重心移向亚洲，和一些中国科技巨头进军东南亚市场的新势头。随着阿里巴巴、腾讯、字节跳动科技、韩国现代汽车集团等公司，宣布在新加坡投资和设厂，我们可以预见，未来将会有大量外才进驻，因此尽快缓解外才紧张课题是刻不容缓的。维持开放经济，引进外才是我们的生存底线。
王瑞杰副总理上个月在总结国会对部长声明的辩论时，重申对外保持开放和确保人民团结一致，以维护我国的独立和生存。由于缺乏天然资源，新加坡是一个开放经济体，以开发优质人力资源和国际贸易为其生存之道。我们的政治领袖也直言不讳，强调吸引外来人才（外才）的重要性。政府解释说，保持开放是苦口良药，不单单能够引进外资和技术，愿意落户的外才也能维持人口结构，继续为新加坡贡献。
国人支持政府的接纳外才政策，前提是本国人才和生计得先得到妥善安置。如果我们没有处理好就业分配，而造成外才和国人直接竞争同样的职位，那国人会很难保持理性，容易产生错误印象，认为自家工作被外才夺走，而造成仇外心态。
既然大家的意愿一致，那为什么外才问题仍然困扰着国人和政府呢？
今年是深圳市成立经济特区40周年纪念。“来了就是深圳人”是深圳对外才喊话的口号；其信心满满和豪气热忱的邀请，吸引了无数的奋斗者为这城市创造了八家世界500强企业，从一小渔村发展成今天中国最具创新活力的高新科技之都。我想是时候我们向深圳学习。
如果我们上下一心，共同妥善处理目前外才挑战，我期待“来了就是星洲人”那一日的到来。
决策者在制定外才政策时，可以从中国战国时期“田忌赛马”的故事中得到启发，即如何善用国人的长处去对付对手的短处，从而在竞技中获胜的事例。
虽然疫情是主因，但是这么大量的PMET一时之间失去工作，才发现职缺和技能不匹配，凸显出我们的教育培训和现实逐渐脱轨，使得我们的专业逐渐失去国际竞争力。还好，这次危机使到国人拾回谦卑，卧薪尝胆，接受新培训。面对高科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政府和国人必须抓好未来世界走向，创造新竞争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