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道平衡的美国外交
战后美国外交成功的时代，往往是很好地处理利益和价值的平衡关系，不走极端的时候。这个背后实际上是美国能够认识到本身超群力量的同时，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力量的局限性。
（作者是日本国立新潟大学副教授）
与此同时，从2008年的金融危机后，欧洲国家中民粹主义和右翼势力抬头，此次疫情对经济的进一步冲击，会让上述政治变化有新的推动，战后欧洲一体化的主流，正在遭受民族主义力量的挑战。
拜登新政府有可能通过高调宣传共同价值观，尽快恢复美国和盟友之间的团结。将成为拜登政府国务卿的布林肯，在2019年1月与新保守主义言论代表人物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在布鲁金斯学会网站上撰文，提出建设民主国家联盟或者合作网络的构想。
美国皮尤研究所舆论调查显示，美国盟国对美国好感度在2016年和2020年数据形成鲜明对比，意大利从72%降至45%，法国从63%降至31%，英国从61%降至41%，德国从57%降至26%，加拿大从65%降至35%，荷兰从65%降至30%，西班牙从59%降至40%，韩国从84%降至59%，日本从72%降至41%。
拜登在大选中获胜后，世界普遍预测美国外交会有更多的可预测性。拜登说将重新加入《巴黎气候协定》，重返世界卫生组织等，让人们期待一个回归多边主义的美国。经过了四年超常规的、不可预测的以“美国优先”为信条、超级民族主义和利益至上的特朗普外交后，美国外交的再平衡势在必行。
民主党为了显示与共和党之间的差别，在外交上有过度平衡到民主外交，甚至建立民主国家联盟的政治冲动。为了恢复在特朗普政府时代受损严重的大西洋同盟，强化美国主导的西方盟友网络，美国外交面临着使用过度强调价值观外交，来快速增强凝聚力的政策诱惑。
欧洲国家也面临着试图通过强调价值观外交，通过强化大西洋同盟关系，来防止欧洲团结弱化的诱因。如果美欧采取价值观至上的外交方向的话，就有可能将西方与俄罗斯、中国、伊朗核协议等各种问题，用意识形态的镜片来过滤。那样的话，今后四年的外交关系甚至可能会出现更多的紧张情况。
皮尤在2020年夏天进行另外一个对美国总统是否对于国际形势有正确认识的调查中，美国盟国回答肯定的比率分别是德国10%，法国11%，而这个比率在奥巴马时代超过80%；日本和澳大利亚降幅也分别达到53%和61%。
美国一直要中国遵守以规则为基础的自由秩序，但是特朗普政府退出《巴黎气候协定》、经济制裁等做法，让中国认为美国无视规则在先，破坏秩序。
中国对于美国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和国际秩序感到日益困惑。如果新政府执政后反过来“价值观挂帅”，那过去四年的地缘政治上打压的惯性，可能会和意识形态的对立相互哺育，这就很有可能催生中美的竞争关系恶化不可避免的认知。这样的话，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也就成立了。
美国从建国开始就有积极追求国家利益的现实主义倾向，同时还有一种强烈推广美国价值观的理想主义使命感。有人曾经指出，美国在外交上强调价值观，近似于传教士那样的热情和执着。作为一个大国，强调在外交上有道义高度和价值体现，不仅没有问题，而且是必须的。
意识形态至上会让美国，对于国家利益的定义高度泛化，将改造其他国家内部政治社会经济体制，作为美国外交目标来追求。一个国家走向民主的路径各不相同，内部治理模式最终需要其内部实际运行的检验，标准还是在内部而不是外部，尊重内部逻辑、尊重现实很重要。
与此同时，美国还会让盟国选边，这样的结果会造成国际关系极化的发生。意识形态至上时候的美国，常常坚信本身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改造其他国家，当事与愿违时又感到沮丧，美国外交在一轮极化后，要求再平衡的内外要求不断强化。
因此，美国外交在两大极端之间的摇摆，从历史上已经证明无论对其盟友还是对手，还是广大的中立第三方，都是一种很大的负担。战后美国在很多领域发挥了重要的领导力，但同时世界也期待美国能够展现一种中道平衡的外交倾向。如果不能够做到这一点，美国的国际领导力也会日益受到侵蚀。
然而，过度的价值观导向的外交，就会走上意识形态至上的教条路径，让自身定义国家利益出现重大的偏差，正如美国决定发动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逻辑所展示的那样。
在一个全球化和高度相互联系的时代，美国外交能否与时俱进，逐渐跳出上述的利益极端和价值极端之间的周期性摇摆，实现两者的有机平衡，实现更加成熟的外交新模式，对于美国继续发挥全球领导力很关键，也是世界的广泛期待。
美国外交价值观的过度发展产生的相关理论，可能会带来知识和政策层面上灵活空间的减少。例如和平民主论，和平与民主是全世界所有人共同期盼的目标，这本身没有任何问题，但如果将它上升到只有这个世界都实现了民主自由体制，才会有和平的理论高度，就会出现问题。
特别是伊朗核问题框架协定，可以说是战后首次大国协调外交取得实质性的成果，美国的软实力和国际领导力强化了，而不是减少了。美国外交的成功在于通过多边主义发挥国际领导力，在这方面目前没有其他国家能够取代。但是，也必须看到美国对于大多数国家内部体制变化上影响力很有限，而且过度关注内部将会减少美国外交选择空间。例如气候变化、病毒防控等全球性议题上，民主外交能够做的事情可能并不多。
对于中国来说，在战略上要相对减少“美国中心的思维”，要看到美国外交在极端之间的转动，不仅对中国是重大挑战，对全世界都一样。因此，除了自身调整心态之外，通过亚洲经济一体化，中国与欧洲国家在重大全球议题上的合作方式，建构一种多边的防波堤来共同对应，就能减少战略压力。
越南战争之后，美国外交进行了大调整，从原来的防止共产主义扩散，转向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同时让亚细安主导东南亚的地区事务。结果美国的国家利益并没有减少，相反美国的软实力增加了。奥巴马总统时期也比较好地处理两者平衡，这才会有伊朗核问题框架协定的签署，美国和古巴外交关系的突破性进展。
与此同时，美国外交上的上述两重性，加上美国两党政治的国内环境，让美国外交很容易在这两大极端之间剧烈摇摆。作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的对外政策对国际关系具有重大影响，这会让世界秩序出现重大的动荡。
与此同时，美国两党政治的特殊竞争环境，让民主党想通过与特朗普外交诀别，突出民主外交可能不是一两个人的政治冲动。在民主党内，想要建立民主国家同盟，来团结美国，具有一定思想基础。
战后美国在很多领域发挥了重要的领导力，但同时世界也期待美国能够展现一种中道平衡的外交倾向，如果不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么美国的国际领导力也会日益受到侵蚀。
须理解自身的外交局限性
除了美国自身须要认识到外交再平衡，对国际关系造成巨大冲击外，世界各国也必须努力提高自身对应冲击的韧性，减少自身外交受美国内部动态循环的影响。以中美关系为例，过去四年，中国可以说在贸易谈判中深刻体会了“利益至上”美国外交的特色。
然而民主党执政后是否会朝着中道的方向平衡，还是会出现过度平衡的可能性，即从特朗普时代强调赤裸裸的利益至上，平衡到拜登时代纯粹的价值观至上？笔者认为不能排除美国外交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的再平衡，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其杀伤力并不会比前者更小。
这也是为什么每次美国大选前后，世界局势往往会出现无数的不确定性，因为无论是盟友还是竞争者，都不知道下一任政府会不会过度平衡，从而让他们失去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