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约瑟夫·S·奈：拜登的亚洲三角

幸运的是，在首相菅义伟的领导下，这种地区领导力很可能延续，曾担任安倍内阁官房长官的他，很可能会萧规曹随。两国的共同利益和民主价值观，将继续构成结盟的基石，而日本的民意调查则显示了对美国的信任度之高是空前的。不出所料，拜登就任后给外国领导人的第一通电话就是打给菅义伟，并向他保证美国将继续致力于与日本的战略伙伴关系。

但与此同时，美国和中国仍然相互依存，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超越双边关系的各项生态事务上，因此美国不可能在不付出巨大代价的情况下，与中国完全经济脱钩。

美国的批评者经常指责克林顿和老布什总统过于天真，妄图以接触政策去将中国纳入自身的体系，但历史并非如此简单。克林顿的中国政策确实提供了接触，但也通过重申与日本的安全关系，作为应对中国地缘政治崛起的关键对冲。东亚有三个大国，如果美国能与日本（现在是世界第三大国家经济体）保持一致，这两个国家就可以塑造中国力量增长的整体环境。

日美同盟在两国内部仍然很受欢迎，而两国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对方。它们可以一起制衡中国的势力，同时在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和流行病等领域，以及努力构建基于规则的国际经济秩序方面，与中国展开合作。基于这些原因，在拜登政府制定应对中国持续崛起的战略时，与日本的联盟仍将是重中之重。

在贸易方面，中国通过补贴国有企业、强迫外国企业将知识产权转让给国内合作方，来扭曲竞争环境。特朗普通过向盟友以及中国征收关税的应对方式显得笨拙，但他对华为等企业发布禁令的举措——这些公司建设5G网络的方案对美国构成了安全威胁——则得到了两党的大力支持。

冷战期间美国和苏联，几乎不存在经济或其他方面的相互依存关系，相比之下美中贸易额每年达到近5000亿美元，双方之间还存在着广泛的教育和旅游业交流。更重要的是，中国已经学会了利用市场的力量来进行专制控制（苏联人则对此一无所知），而且中国比美国拥有更多的全球贸易伙伴。

美国政府曾经期盼中国能成为国际秩序中的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但习近平却带领他的国家走向了更加对立的方向。在上一个年代，美国在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中国的礼尚往来少之又少，相反的，它还扭曲了整个竞争环境。

此外，如果中国试图将美国赶出第一岛链——以此作为把美国驱逐出该地区的军事战略的一部分，构成该岛链最重要部分的日本，仍然愿意为驻扎在那里的5万名美军提供慷慨的东道国支持。如今库尔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这位克林顿政策的老练明智执行者，已经成为了拜登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关键——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协调人。

与日本的联盟在美国得到了强有力的支持。自2000年以来，前副国务卿理查德·阿米蒂奇（Richard Armitage）和我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战略关系的两党报告。在我们于2020年12月7日由无党派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布的第五份报告中，我们认为日本和其他许多亚洲国家一样，不希望被中国牵着鼻子走。该国现在正在联盟中发挥主导作用：制定地区议程，倡导自由贸易协定和多边合作，实施新的战略以塑造地区秩序。

鉴于中国的人口规模和经济快速增长，一些悲观主义者认为，已经不再可能左右中国人的行为；但如果从联盟的角度考虑，则并非如此。发达民主国家，如美国、日本和欧洲的财富总和远远超过中国，这就凸显了日美同盟对东亚和世界经济的稳定和繁荣的重要性。冷战结束时双方很多人都认为，联盟已经是过时的遗物，但事实上联盟对未来也至关重要。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率先对日本战后宪法第九条进行了重新解释，以加强日本在《联合国宪章》下的防卫能力；在特朗普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后，他将该区域贸易协定以《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展协定》的名义保存了下来；还主导了与印度和澳大利亚关于印太地区稳定的四方磋商。

拜登如何跟中国打交道，是决定他总统任内得与失的关键议题之一。他继承的中美关系当前正处于50年来的最低点，虽然有些人将此归咎于其前任特朗普，但特朗普纵使难辞其咎，也只是在火上浇了点油而已，真正点燃并烧旺火焰的其实是中国领导人。

在过去10年里，中国领导人放弃了邓小平“韬光养晦”的温和政策，同时在许多方面变得更为强硬；在南中国海建造人工岛礁并将其军事化，侵入日本和台湾附近水域，沿着两国喜马拉雅山脉边界对印度发动入侵，并对敢于批评它的澳大利亚进行经济胁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