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除了各个城市和国家（包括亚太地区）所承诺的，在未来几十年内实现碳中和的行动，普通公民也必须调整生活方式。HDR敦促人们重新考虑他们所看重的东西，并改变消费习惯，以及生产、通勤和投资的方式。这并非不可能。纵观历史，我们已经看到，社会规范和行为是可以改变的。例如，烟草使用已被社会污名化，导致吸烟人数下降，而在冠状病毒疫情期间，戴口罩在许多地方已成为常态。

英文原题：Overcoming the Climate Challenge to Human Development

根据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网络（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olutions Network）关于低收入国家可持续发展目标（SDG）成本和融资的报告，对碳排放、金融交易和极端财富课以适当的税收，每年可以为绿色投资额外筹集2000亿美元。财政限制显然不会成为经济向绿色转型的阻碍。

最清楚说明我们当前的发展模式给地方生态系统带来巨大压力的，恐怕是2019冠状病毒疫情。微小的病原体让巨大的脆弱性和严重的不平等无所遁形，即使是最强大和最繁荣的社会也不例外，而经济和社会失衡更是加剧了这场疫情造成的破坏。随着疾病的蔓延，我们了解到，当国内分歧和国际对抗压倒全球团结时，应对这一挑战所需的集体行动将变得更加困难。

有关报告重新设想了政府未来的作用，但很明显，它们不会为未来几年必须作出的重大选择承担全部责任。HDR还呼吁私人部门负起社会和环境责任，认识到善待自然符合其自身利益，并有助于重塑气候行动的规范和激励机制。

作者Kanni Wignaraja是联合国助理秘书长，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局局长。

在此后的几十年里，新加坡一直由一个以高效清廉著称的政治阶层治理，如今，它更是拥有一支高技能的劳动力队伍。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最新的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简称HDI）上，新加坡在189个国家中排名第11。HDI由诺贝尔奖得主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和经济学家马赫布卜·哈克（Mahbub ul Haq）在30年前首次提出。

阿马蒂亚·森和哈克最初的人类进步指数引入了一种新的方法，来衡量社会如何很好地发挥其潜力。但是，当把地球今天所面临的压力考虑在内时，该指数显示，它们的选择正受到极大的限制。与其被动地等待命运的降临，不如运用我们的知识、理性和力量来建立新的发展模式，塑造我们的集体命运。

版权所有：Project Syndicate, 2021

然而，如果对HDI作出调整，将二氧化碳排放和所谓的物质足迹（material footprint，衡量一个国家的最终需求在全球开采的原材料中的占比）考虑在内，新加坡的排名将下降92位。从来没有一个国家能以低资源使用量实现高水平的人类发展，而新加坡本身几乎没有自然资源，所需要的商品基本上全靠进口。这本属寻常；新加坡反映了全球经济的增长。但是，自然环境无法维持这种形式的增长与发展。

私人资金必须与公共拨款相匹配，辅之以填补当地和国际税收漏洞，并取消不必要的补贴。光是化石燃料补贴，每年就使世界经济损失5万亿美元。在亚太地区，这类补贴可占到一国卫生或教育预算的50%以上。

然而，尽管新加坡式的发展不可持续，但将发展重新定义为人民生计和保护树木之间的权衡也不可行。这便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新的人类发展报告（Human Development Report，简称HDR）的核心论点，该报告考察了实现人类和环境福祉的全新或未充分利用的途径。今后，我们必须鼓励各国在追求繁荣的同时，运用我们掌握的知识、科学和技术，尽量减少碳足迹。

有四个重要的行动领域尤为突出。首先，占了85%的能源产出和75%的二氧化碳排放（有各种不相同的估计数字）的城市，现在须要为绿色重生铺平道路。HDR强调了城市作为绿色行动场所的作用：为碳的真实社会成本定价，保护绿地和植树，以及清理水道和海洋中危害海洋生物的塑料垃圾。

第三，虽然行为改变可以来自硬性激励（如提高烟草税）和监管，但也可以受到集体行动呼吁的激发，如敦促大小机构的投资者为新的绿色科技提供资金。

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在他的自传中讲述了领导力和毅力，如何将一个沙洲上的蕞尔小国改造成一个开放、有竞争力和繁荣的大都会。

最后，我们必须明白，大自然不是我们的敌人。HDR记录了与森林、湿地和草原有关的20项具成本效益的行动，这些行动可以取得37%的减缓效果，使全球升温幅度保持在工业化前水平的2摄氏度以内。仅植树造林就能实现这一潜力的三分之二。承认并保护作为自然守护者的当地社区将是关键一环。例如，亚马逊土著对保护森林存储能力的贡献，现在相当于全球前1%排放国的人均温室气体排放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