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里有两个前提：第一，中国一穷二白，打烂了坛坛罐罐也没有什么好怕的；第二，中国实行的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锁国方针。这两个条件是中国在绝对劣势的地位上，还能从事大国外交的底气。但这两个条件都不存在了。

在毛泽东时代，中国不畏强暴，抗美援朝对美国立威，以争夺“世界革命的领导权”来与“苏联老大哥”争勇斗狠；后来又在中、美、苏大三角外交上周旋自如，何等威风。

拜登胜选是理性定位今后双边关系的契机，但在这次安克雷奇会谈上，美方对中国的指责没有任何新意，也没有打出新牌，在中国的猛烈反击下反倒显得有些守拙。这是特朗普政府四面出击后的第一次，今后也有可能成为常态。

特朗普的出击虽然炮火猛烈，但无章法，破坏多而建树少，中国在短期内被打懵了，疲于应对，但远景并不悲观。在特朗普的极限打压下，中国的非对称收益几乎荡然不存，但特朗普也快将美国手中的牌打光了，给拜登留下的空间和手段不多了。

拜登站在道德高地上，称普京“没有灵魂”，是个“杀人犯“；他一反特朗普的政策，对沙特王子肢解记者卡舒吉一案追责。类似的讲道义而不讲利益的对外政策，可能会像以往一样，把美国卷入国际冲突的陷阱，而现在的美国几乎没有余力来进行有效干预了。

美国的科技和军事力量仍占压倒优势，创新活力无人能匹。美国拥有大量的盟友，而且占有以自由主义为基础的国际话语权，使它有可能组织新的联盟，在意识形态上围剿中共。但中国的位置同前苏联完全不同，处在世界经济的核心地位。美国的盟友都同中国有经贸关系，利益相交，不可能像冷战时那样俯首听命。因此，美国无法将中国逼到前苏联的位置。

在中国方面，中美逐步脱钩会降低中国对美国的依赖，同时也会减少美国对中国的制约手段，使相互依存关系逐渐对称起来。中国以内循环为主的双循环的战略，会使中国航船朝更加独立自主、自立更生的方向行驶；中国的制度在近来数次世界性危机中表现优异，使中国自信大增，不愿意再忍气吞声了，因为忍气吞声也回不到过去。

对世界格局的影响

中国改革开放40余年来，一直依赖国外的技术、资金、资源和市场来谋发展，逐渐占据世界经济供应链的中心地位，与世界经济融合，转而对世界经济作出贡献，近些年来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都在30%左右。

这次的“平视”宣言，同毛泽东的“中华民族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勇气”和“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一样，都是中国崛起阶段性的宣言。它表明中国将不再委屈求全，而会积极反击，全面推行实力外交和中国理念。中国的“战狼外交”已经预示了这个重大转折。

在此前不久的“两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用“平视世界”来形容中国现在的国际地位。回望中国历史，几千年天朝大国的“俯视”和近代半殖民地的“仰视”分别占据主流。

在这次安克雷奇美中高层会谈上，中国出人意料地上演了一出好莱坞大片似的对抗戏，以40年来从未有过的猛烈火力，对美国各项指责展开了全面反击，取得了轰动国际舆论的效果。

这次安克雷奇交锋，美国提出的人权、自由、民主、新疆、香港、台湾、南中国海等议题都没有新意，在过去少有进展，以后也难有突破。如果将这些当作双边关系的中心议题，美国就是以自己的边缘利益来对抗中国的核心利益。美国的地区盟友对其可持续性和美国的可靠性抱有疑虑。这种疑虑也会因美国越来越依赖地区盟友打头阵，在军事和安全上制衡中国而加重。

中国在安克雷奇会谈上的表现，是经过深思熟虑后的对外新战略的宣言。和以往不同，这次的宣言还包括了在软实力上迎战美国和西方，标志着习近平的“四个自信”（制度，道路，理论，文化）走向世界。

所以，政治基础的变化，是中美双边关系恶化的深层原因。这种变化使打压中国的崛起成为美国两党的共识。于是种族、文化、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价值观等方面的差异，上升为对华政策的主导议题。美国工商利益集团在中国经济中地位的下降，以及特朗普政府迫使制造业回归的政策，也使美国不再过多顾及工商界的利益，使双边关系少了一块压舱石。

在两国国内，美国必须大刀阔斧改革方能重振旗鼓，回归自由主义高调只能强化目前的趋势和长期以来的积弊。在有限脱钩和双循环的战略下，中国将获得更多自主空间，并在惯性作用下更加无顾忌地走回头路，而不是焕发出新面貌。这将使中国更远离而不是更接近世界主流。回归失败了的20世纪社会主义，即使是部分归位，也会在国际上削弱中国的软实力和中国模式的吸引力。

同时对抗中俄，会促使中美关系向俄美关系的模式转化，并可能导致中俄结为军事同盟，从而改变世界的力量对比。中美之间的“歼敌一千，自损八百”，会给其他国家的崛起造成机会，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新实力外交的由来

在新基础上的较量中，中国将彻底放弃韬光养晦，利用自己积攒得相当可观的、多方面、多层次的实力，包括在制度、文化、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上全面应战。今后双方都是实对实，对等交易，得失账目清晰。美国将发现自己的力量不像想象中那么强大，中国则有意想不到的对抗实力。

在美国方面，中美关系的主要获利者是工商界精英阶层。普通老百姓除了价廉物美的中国进口商品外，并没有得到其他好处，反而怪中国人抢了他们的饭碗。蓝领阶层的状况不断恶化，工厂大批倒闭，城市破产；中产阶层日益缩小，危机感与日俱增；大学毕业生中多数认为自己的前景不如父辈，这是美国历史上的首次。这些日积月累的社会基础，最终催生了特朗普的崛起。

以中下层反抗为标志的新政治地理，使美国对国家利益的定义也反转了。一改以往精英的主导，美国在中下阶层利益驱动下，重新定义了国家利益和安全，美国两党和政客都必须制定相应的内外政策。比如为了响应特朗普基本盘的诉求，民主党和拜登政府制定了“以中产阶层为落点的对外政策”。

新基础上的较量

特朗普提出“美国优先”，是有深刻原因的。它是美国内务荒废，国际上实力减退所造成的战略收缩。收拳是为了积攒力量后再打出去，因而“美国优先”很得民心。因为美国国内状况并没有改善，拜登的“美国回来了”缺少实力支撑。在这个口号下，美国很难推卸长期、昂贵的国际义务。重新占领道德高地，却没有实力相配，很难想象回到原点和老路后，会有别样的结果。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高级研究员）

此外，美国会长期被国内政治束缚手脚：社会的撕裂、纷争和反复无常的民意，以及两党轮流坐庄和任期制产生的缺乏政策的一贯性和长期战略；而中国的体制更容易做到上下一致，同仇敌忾。这是中共敢在制度优势上向美国叫板的原因。

拜登政府重回“道德高地”的内外政策，其前途堪忧，因为这正是特朗普那一半的美国人，认为导致美国衰败的重要原因。拜登政府在世界范围内重新竖起自由主义普世价值，和对抗“威权主义兴起”的大旗，似乎完全没有吸取以往的经验教训。

中美关系得益于冷战中大三角外交，在对抗苏联中同美国结成的非正式联盟，以及美国对中共政权和平演变的期待下的宽容。结果是，中美关系实际上是非对称的，中国对美国的依赖远远大于美国对中国的依赖。在对美交往中多方、全面、非对称的获益，使中国不得不向美国忍让，例如与特朗普政府达成的第一阶段贸易协定，以求维持良好关系。

到目前为止，中美对抗“歼敌一千，自损八百“，是个两败俱伤的形势。两国内部“止损”的呼声会日益高涨。美国有制度化的游说而中国没有，美国政府承受的压力会更大些，尤其是来自工商界的反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