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居安思危的国家性格,促使新加坡在日常中有所准备,比如2003年沙斯的经验过后,卫生部和医疗机构加强了传染病管控的能力,规划设立全国传染病中心时,设置39个隔离病房。防护服、重要的药物和疫苗,库存确保能够维持上6个月。平日许多人看不出很大作用的一些资源投入、卫生部门与医疗机构制定好的一些守则,让新加坡不至于临渴掘井——我们一直知道,我们的井底是怎么挖也挖不出水的。
(作者是新加坡报业控股华文媒体集团社长)
前阵子夜深人静,在社交媒体平台Clubhouse上的一个讨论中,曾经在全球职业社交网站领英(Linkedln)工作的贸工部兼文化、社区及青年部政务部长陈圣辉分享他在冠病疫情中的心情。他既理解政府在这个时候须要扶助,甚至补贴企业,但因为出身私人企业界,他也转换位置,思考如果他还在私企会有怎样的反应。
政府的强势,在疫情过后让我比较担心的有两个方面。第一,会不会有的官员因为积累了这些经验,认为自己做了很多,有所成就,自信膨胀,此后把自己放在一个更高的位置上予人指点?
新加坡因为生存条件的局限及历史的原因,依靠强势政府取得稳定,甚至成功的模式一再得到肯定。不过,任何事态总要有一个度的把握。强势要作为新加坡的优势,需要“强”得刚刚好,恰如其分,才能让社会的其他力量也得到伸张,多元与创造力比较能够生长,因为我们都知道强势政府同样也会有它的局限。
政府说留在家,人民还是听的。虽然报章也陆续报道了一些违法集合、不戴口罩等的新闻,整体而言,新加坡人的配合度还是很高。去年7月,在疫情管控较好的一段时间里,新加坡改变竞选活动的方式,顺利举行了全国大选。
我认为,新加坡这次在冠病19中整体的处理得当有效,可以归纳为三个主要的原因:第一是雄厚的储备金。建国领导人立下勤俭持“国”的原则,并为国库创建了不同收入来源。一代代领导人坚守纪律,不花未来钱的原则,让新加坡这次应对不时之需,在外部经济活动静止之际,可以拿出1000亿来,方方面面地支撑生计。新加坡拿出来的那份自信,看似寻常,实际却是十分厚重的。
那么,强势政府即是新加坡的唯一所需吗?政府的强势,在疫情之后进一步加强,那对新加坡长远的发展有怎样的影响?强势政府之下,人民可以做什么?
去年的今天(4月3日),李显龙总理下午4点做了全国演讲,宣布新加坡将开始采取“阻断措施”,以阻断2019冠状病毒传播链。我特别记得,4月4日的《联合早报》封面标题三个大字是:留在家。
冠病19中所经历的,不仅是新加坡人的集体记忆,它日后也会成为国家发展中一个标志性的阶段,因为它关乎新加坡政府和人民怎样在一场艰难的疫情中应对挑战。新加坡为什么不能闭关自守?人民过去没有像这次体验那么深刻。当进口的食品用品供应紧张,当新加坡原来所赖以生存的许多条件出现不稳定情况,当世界的格局同时也受到牵动,过去数十年在相对平稳的环境里欣欣向荣的岛国,思路自然要跟着调整。
因此,反思这一“疫”异常重要。当新加坡人的生活正在逐渐恢复正常,在五份解决人民疫情中燃眉之急的财政预算案之后,财政部长上个月宣布的新财政年度预算案放眼未来,为下个阶段的战略做部署,我们也正好为这次疫情做个小结,为未来提供参考。
他转换去思考的位置,正是我们——人民的位置。在强势政府的治理下,我们不是什么都不做,或者不可以做的。我自己作为“被照顾”的人民,常会思考的问题是:在这样的生态里,我应该抱持怎样的心态?在这个过程中,我自己能够做些什么?
过去常听到外国人讲新加坡的笑话,是几个不同国籍的人流落在荒岛上,被问到下来要如何时,来自新加坡的那个总是成为别人揶揄的对象,回答如果不是说要请示李光耀,就是等政府来搭救。我们今天如果再重编这个笑话,去请示李光耀自然再不可能,但是那个新加坡人是不是还会坐等政府来搭救?还是他会自己想办法逃生,又或者是逃生的过程中会要和政府取得联系,看政府能给予怎样的支援?
而这个阶段,也是新旧政治领导交替的重要时期。疫情中的处理方式和结果,会给新一代领导人日后考虑问题时所需的经验,与此同时,它也将影响人民与新一代领导人日后的关系。
第二,在这样艰巨的挑战中,有时候听到的是一些人在抱怨自己拿的补贴为什么比别人少;为什么政府那么多资源却不多拿出来派发?那是让人冷汗直冒的。如果很多民众更着力于用选票与强势政府进行交易,让个人的利益得到满足,那会是一个复杂而微妙的情况。强势的政府也须要面对选举的压力,须要赢得选票。如果强势政府不得不挥洒资源去满足这些要求,那双方面将促成一种循环的关系,同时也会强化自我中心、凡事依赖的国民性格。
比如疫情期间,经常看到不同社区主办职业展,方便居民就近了解有哪些就业选择,或者参加培训,或者实习。这些是便民之举,从政府的角度,它动用资源和网络,动员人手做这个事情,因为照顾人民是它的责任,争取民心是它得做的事,但是有时换个角度想想,这样的照顾是不是近乎“体贴入微”了?长期来说,这会让接受照顾者形成怎样的心态?
一年前让我们留在家的时候,我在关注客工染病的情况。好几个周末,我们的同事朋友也没留在家,与义工组织联系后,在遵守安全管理措施的情况下,分头到不同的工厂宿舍,给关在里头的客工送点心。我们总有可以做和必须主动做的,不至于一切都等政府。当时“留在家”的“家”,是每个人自己的家。新加坡作为新加坡人的家,我们要留在这里,再往后,更应该如此。
第三,是从老一代人即建立和积累的人民对政府的信任。不论是在阻断期间,或者在阻断期之后,整体而言,政府在人民中间饶有诚信。政府当然也有出现差池的时候,防范数十万客工染病的问题曾经为新加坡带来巨大的挑战,中间还面对全国大选的压力,社会上尽管有怨气,却没有大乱,凭借的也是长期以来官民之间的信任。
这三个因素的共同点,都是因为经过相当长时间的积累。而执政者长期执政的表现和取得的成就,让它得以形成强势的政府。这样,当考验到来的时候,资源丰富的强势政府发挥力量,并再倒回来促成它的愈加强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