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方面，大学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不仅是培养新的科技人才，还要展开基础研究。这就意味着，大学的办学焦点不应该是纯粹增加学生人数，而应更强调教育质量。
显然，将数码技术应用于消费者导向的商业模式，与成为开发和生产硬技术的世界领先者之间，有着很大的差别。要在基础研发周期漫长的领域（如医药）取得世界领先的技术地位，需要持续投入时间、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源。
此外，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报告称，中国乐于玩自己的游戏，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其所作所为已经违反了当前的全球规则。事实上，许多西方人警告说，中国正计划利用其以技术为基础的力量，实施一套全新规则；而这套规则和西方长期实施的规则大相径庭。
版权所有：Project Syndicate, 2018.
这一切并非可一蹴而就。事实上，中国从1950年代“大跃进”的失败中便认识到，真正的经济转型不能，也不应该操之过急。
不过，中国商业领域的技术进步出现在“微笑曲线”（smile curve）的底部（编按：“微笑曲线”两端朝上，在产业链中，高附加值更多体现在两端：研发与营销，处于中间底部环节的制造，附加值最低），而核心技术拥有者已从中国制造业中提取了大部分的增加值。例如，江苏省丹阳市是面向全球市场的光学镜片生产中心，这里的制造商能生产最先进的型号。然而，由于缺乏生产多焦点镜片的核心软件，他们每生产一个多焦点镜片，就得向美国公司支付固定的专利使用费。同样，中国的汽车制造商仍然从发达国家进口他们的装配线。
事实上，西方观察家，不仅是媒体，还有学术界和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内的政府领导人，都从根本上误解了中国发展战略和高科技产业政策的性质，并夸大了其所起的作用。与大众的看法相反，这些政策只不过是帮助降低企业的进入成本和增强竞争。事实上，这种政策鼓励过度进入，而由此产生的竞争和缺乏对现有企业的保护，在中国一直受到批评。因此，如果中国依赖有效的产业政策，就不会在全球规则方面造成太大的不公平。
例如，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美国前财长萨默斯去年3月在北京的一个会议上宣称，中国创造了一个“历史奇迹”，虽然其人均收入仅相当于美国的22%，但它却拥有世界尖端技术和科技巨头。今年3月，美国贸易代表在一份报告中，将“中国制造2025”（中国在2015年所提出的提高制造业能力蓝图）列为中国企图在机器人等其认为具有战略意义的高科技产业取代美国的证据。
有鉴于此，中国可能还需要15年到20年才能在研发投入方面追上日本或韩国，而在研发产出上（更重要的因素），这个差距就更大。虽然中国可以通过吸引创新人才和加强长期研究的激励措施，来加快研发步伐，但在实现从学习到创新的逐步转变方面，没有真正的捷径可走。
话虽如此，中国的实际技术前景又是如何呢？当然中国人学得很快，过去30年里，中国制造商已经被证明善于抓住机会，模仿、改造和传播新的技术。
再者，这些转变与中国政府的产业政策并无明显的关系。相反，中国互联网经济的增长，主要是由阿里巴巴和腾讯等私营企业的创业精神所推动。
（作者是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上海智库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这是一个严重失实的陈述。虽然数码技术确实正在改变中国的经济，但这更多地反映在落实由移动互联网驱动的商业模式方面，而不是尖端技术的发展，它对消费模式的影响也大于制造业。这种转变并非仅出现在中国，不过由于庞大的消费市场和薄弱的金融监管，中国在这方面的发展尤为迅速。
在过去20年里，中国取得了快速的技术进步，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在研发方面的大量投资。去年，中国的研发支出总额约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2%。然而，中国离技术前沿还很遥远。事实上，这个距离远远超过大多数人的认知。
目前在西方，许多经济学家和观察家将中国描述为一个谋求全球技术霸权的强大竞争对手。他们认为，中国政府有能力通过自上而下的工业政策，使中国几乎与欧美并驾齐驱。
英文原题：The Western Illusion of Chinese Innov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