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她不敢虐待孩子，但对孩子说话都在咆哮。她想出门也不请示，直接撂一句“我要出门”就离开。有一次我不让她出门，她反问我为什么。叫她做事，她总是有借口，例如说要上厕所；水龙头不关就转身离开厨房；偶尔让她去接孩子放学，孩子迟到校门口就被她骂。
有一次带五岁的孩子出门，发现他的耳垂有血泡，一问之下原来是他不收拾玩具而被女佣拉耳朵拉伤了。我怒火冲天，打电话质问女佣，但她否认这么做。我赶回家，对她破口大骂，她还是不承认。我报警，警察上门后，她才承认用力过猛，最后我请警察警告她。
我想把她退回给中介，中介说她的雇佣史很糟，怕没人敢要她，不愿接回。我不忍心害其他潜在雇主，打算忍到合约结束，或者自己的工作时间安排妥当，就把她送回去。
我不时在报纸看到雇主使尽各种残忍手段惩罚和虐待女佣的新闻，觉得心寒可怕，也深深同情受害者。然而，虐待女佣毕竟是个别案例，很多时候是雇主忍气吞声，因为担心女佣一个人在家时，会对年幼孩子或行动不便及沟通不畅的老人做些什么。如今一佣难求，一些女佣只想跳槽提高工资，一不高兴就要求雇主把她送走。因此，雇主提到女佣，很多时候心里都是泪。
我聘请过三个女佣。第一个女佣一进家门，我就告诉她我们之间没有主仆关系，而是合作关系，可以像姐妹一样相处，只要孩子安全、吃得饱、爱他们，我什么都能商量。我付她760元的每月基本工资，一个月休息四天。女佣来了三个月就被我发现有不道德行为，质问时她坦承，所以我把她送走了。
第二次请女佣时，中介提醒我跟女佣划清界线，该付的工资一定要付，女佣不听话就通知中介处理。第二个女佣善良朴实，但没有工作经验，语言沟通不容易。我们相处两年都没问题，也没向中介抱怨她。虽然她家务做得不好，但没坏心眼，孩子跟她相处也没问题。
不久前看了《联合早报·交流站》刊登的读者投函《平衡看待雇主女佣关系》，有些共鸣，想跟读者分享。
第三个女佣在病毒阻断措施实行前一个星期来到我家。当时我以为自己很幸运，因为非常时期一佣难求，怎知却迎来恶梦。第一个周末下班回到家，五岁和七岁的孩子委屈地告诉我，“姐姐”把他们带去奶奶的房间用树枝抽打他们。我当时不相信女佣会傻到这么做，因为孩子那么大了，被她欺负，他们一定会告诉我；我也没想到要检查孩子的身体。一番思虑后，我直接问她，但她否认打孩子。
后来她在网上交了男朋友，不停地把钱寄给那个男子，我们怎么也点不醒她。后来我们带她去了一个月的长假，孽缘结束了，她也恢复正常。冠病疫情暴发后，她以家里死了人为由，要求回家。我们没有拖延，安排让她回家，我们家人和亲戚也给她一些送行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