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全球化对劳动力市场产生巨大冲击。一方面，移民的涌入加大了就业市场的竞争、压缩了工资增长的空间、也带来移民融入当地社会的严峻挑战。另一方面，不少国家和地区由于企业的迁移和重组产生空洞化，大量工作职位消失，许多人因此无法再找到合适的工作。无论是移民还是失业者，都给国家的社会安全网增添了沉重的负担。
其次，资本的流动使劳资关系失去平衡。资方不再有与工会谈判的耐心，常常以迁移作为威胁逼工人就范。全球化也提升了跨国企业与政府的谈判能力。它们可以利用避税天堂避税，也可以用迁移作为威胁，逼迫政府调低公司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的税率。各国政府被迫加入不健康的税率竞争，财政收入因此持续减少。提高消费税虽然可以增加税收，但是它的累退性质和对整体经济的影响，也使各国政府不得不认真面对、慎重行事。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教授
全球化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英国脱欧是否标志着全球化进程的逆转？这些变化对亚洲国家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审时度势
全球化逆转对新加坡和中国这些受益于全球化良多的亚洲国家来说，无疑是个坏消息。如果去全球化对自由贸易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亚洲国家的出口市场势必会逐渐萎缩。直接投资是另一个重要领域。在中国开放之前，外资主要受到接受外资国家的限制。即使是日本和韩国，都没有像中国这样张开双手拥抱外资。全球化逆转后，对外资的限制可能主要来自出资国。情势如何演变，还需要密切关注。
目前这一轮全球化在苏联解体后全面提速，已经历经25年之久。受欧洲一体化的影响，此轮全球化不仅仅限于扩大自由贸易的广度和深度，对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整合，也采取积极的态度。资本跨境流动、经济移民在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都达到空前的水平。过去对自由贸易的负面影响，还有谨慎的防范措施，在世贸组织协定的框架里，都有减少自由贸易冲击的备用条款。可现在，发达国家政府将生产和服务外包、企业与资本出走这类活动，与本国产品占领外国市场一样等同看待，一律采取支持的态度。这种态度正在起变化。
迄今为止对全球化的研究，主要是经济学从市场分配资源的有效性出发，得出的正面结论；对资本和劳动力的跨国流动会产生什么样的社会影响，却没有太多的深入研究，出现注重效率而忽略公平的现象。开始时，人们的关注点在于全球化的好处：商品价格更便宜了，投资和就业的机会更多了，企业可以搬到租金、人工更低廉的地方，专业人士可以在别的国家找到称心的工作。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全球化的坏处渐趋明显。
最后，全球化虽然在全世界范围内降低了收入不平等，但却在许多国家内加剧了贫富悬殊。如前所述，资本的流动和劳动力市场的变化，使受薪阶级在与资方的谈判中处于劣势，使工资增长受到压抑，使资本收益比重上升。另一方面，国家之间的竞争强化，使得政府更加注重效率，财政收入的减少和社会福利开支的增加，使政府无力顾及公平。许多国家不断减少福利开支和退休金、提高退休年龄。收入不平等在发达国家也对消费的增长产生消极影响，和人口老化一起，对总需求和经济增长起到抑制作用。
总的说来，全球化创造了新的赢家和输家，打破了以国家为单位的福利制度。由于没有一个“世界政府”对全球化所带来的不公平，实行有效的国际间补偿机制，也没有世界性的福利制度舒缓压力，全球化使资本主义再次“变坏”了。欧盟是超乎国家之上的政治结构，它理当在欧洲一体化的过程中，起到舒压缓冲的作用。英国公投的结果说明，英国人对欧盟这个“超国家政府”能否胜任这样的功能，持否定态度。
英国公投结果揭晓、脱离欧盟程序正式启动的消息，给股票市场和汇率市场带来巨大冲击。人们在惊慌之余，开始担心英国脱欧对欧盟可能产生骨牌效应，因为在欧盟其它成员国中，反对欧洲一体化的政治力量近年来也在逐渐壮大，英国公投的结果对他们无疑会产生鼓励作用。在大西洋的另外一边，美国总统大选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无论是左派的桑德斯还是右派的特朗普，他们反全球化的观点和立场，都在美国选民中获得可观的支持。可以预期，明年无论谁入主白宫，都必须正视这股强大的民意，对美国的全球化政策作出显著的调整。
全球化的负面影响近年来已经在美国和欧洲发酵，使西方发达国家推进全球化的意愿大大减弱。英国脱欧势必要加剧去全球化的趋势。虽然近年来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关税壁垒，但诸如“反倾销”诉讼等非关税壁垒却屡见不鲜。在不少国家内部，反对接纳新移民已成为主流民意，有的还为劳动力的跨国流动设立更高的门槛。另一方面，限制国际间资本流动、加强资本管制的呼声也日益高涨。美国已经通过并实施“外国账户纳税法令”，经合国家也在加强对跨国资本流动和避税活动的管制。一些国家也开始推行制造业回流政策，这势必影响这些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