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政治还要动员群众，走群众路线。回归传统使许多人兴奋不已。他们本来就看不惯社会中的现象，心中有诸多不满，纷纷起来举报、揭发各种政治不正确的言行。大V给网民“带节奏”，在网上召开批斗大会，今天声讨这位，明天围剿那位，威风凛凛。他们的心态与在冠病疫情期间持大刀封路的村民和凶神恶煞的小区物业保安，没什么两样，从“官本位”等级社会的低层一跃而起，享受掌控他人命运的权力。
文革后的中国领导人吸取教训，要把工作中心从讲政治转移到发展经济。然而，中国这条讲政治的大船要调转船头并不容易。
政府与社会的这种互动逐步升级，使背负“原罪”的民营企业难逃被整肃的命运，面临更大的监管风险和不确定性。不但贷款融资更加困难，还要面对更高昂的合规成本。近年来，最高法院曾发文要求法院在断案时，保证民营企业家的合法财产权，最高检察院也曾重审案件、释放了两千多名被超期羁押的民营企业家。财产和人身自由受到剥夺，对民营企业家无疑是最大打击。面对这样的营商环境，他们心里想的当然不是继续投资，而是如何把资产转移国外，“润”到国外。
讲政治的传统起源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毛泽东时代。在那个时代，民营企业根本不允许存在，因为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私有制企业要产生剥削和剥削阶级。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但是，由于要素市场的发育受到限制，资源配置的市场化改革严重滞后。生产资料的分配权主要还是掌握在政府手中，权钱交易的腐败现象越来越突出，收入分配越来越不平等，环境污染问题也越来越严重。
市场经济的发展也挑战了社会主义底线。一方面，民营企业的发展挤占了国有企业空间，削弱公有制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民营企业家有自己的利益诉求，政府的话不但不一定听，而且会利用手中掌握的资源，谋求政策改变。最为关键的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只是个权宜之计，并没有在理论上为民营企业的长期生存提供依据。
讲利益最直接的方法是推动市场经济，把群众讲政治的能量释放到为自己谋利益的市场活动之中。但是，引进市场经济势必要瓦解中央计划经济，形成“利出多孔”的格局，受到保守派反对。
讲政治的第二个特点是“造反有理”，这是毛泽东动员群众的法宝。
造反什么时候有理呢？懂得讲政治就有理。在官本位的等级社会中，普通人只要用政治正确武装自己，就有机会“造反”，对等级高过自己的人行使权力。对追求政治进步的人，对有冤要申、有仇要报的人，对处于社会低层、想提升社会地位的人，“造反有理”非常有吸引力。在毛泽东时代，政治正确的语境经由报纸、广播、组织学习、传抄大字报和红卫兵到各地大串联等途径，广为宣传，发动群众起来造反，帮助领袖摧毁盘根错节的官僚利益集团。
讲政治就像一张大网一样，撒在每个人身上，使大家都产生无力感。虽然威力不如文革中的“群众专政”，但也足以使民营企业家喘不过气来。这种情况不是领导人愿意看到的，因为经济疲弱势必影响社会稳定。但是，讲政治是一个套餐，合胃口的和不合胃口的，都要自己咽下去。民营企业家的信心能不能恢复，还有待观察。
分管经济的政府部门或许想要有所作为，但在“避害”动机的驱使下，防疫部门、安全和监管部门的意见更受领导人重视，对于可能影响乌纱帽的事情采取宁左勿右、宁紧勿松的态度。
这种情况到了中共十八大之后才有明显的改变，而转变的重点就是回归讲政治的传统，从胡萝卜变成大棒。首先是改变经济发展为中心的绩效指挥棒，不以GDP论英雄。取而代之的是强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社会主义价值观重塑政权合法性。再以反腐败整肃官场立威、确立核心地位，结束“九龙治水”。以“党领导一切”集权，结束党政分离。以“党建”（党组织建设）为讲政治奠定组织基础，不但整顿涣散的基础组织，还扩建社会组织和民营企业中的党组织。连外卖行业也建立党委，把快递小哥都组织起来。
国家安全显然更为重要
同载《联合早报》旗下英文电子杂志“思想中国”（ThinkChina）
尽管在宣传上是“喻于义”，但世间君子毕竟不多，“喻于利”还非常必要。法家有“利出一孔”的说法，起源于管仲，后来被商鞅继承发扬。法家认为，国家应该堵死老百姓获取利益的一切门道，让老百姓经由君主这个唯一的孔洞去实现自己的欲望。由国君来决定臣民的贫富和生死，臣民才会忠诚于国君，“拥戴国君如日月，亲近国君如父母”。“利出一孔”的治国手段在高度公有化的中央计划经济中，得到完美实施，国家掌握一切权力，所有的好处、利益都来源于国家体制，甚至连城市里每人每月吃四两肉，春节才有花生、瓜子吃，都能予以限定。文革中“割资本主义的尾巴”切断了农民仅存的个人收入来源，更是把“利出一孔”推到极致。
进入新世纪后，这种发展方式的弊病更加显著，社会分化加剧。那些在改革开放中利益受损的人，那些认为国家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的人，对市场化改革的不满情绪愈加强烈。新领导人意识到，不是所有问题都能靠发展经济来解决，应该强调“和谐发展”，重视腐败、收入不平等、环境污染等问题。然而，受条件约束，这些问题一直没能有效地得到解决。
回归讲政治
在讲政治的时代，虽然一些政府部门可以“躺平”不作为，另一些部门则担惊受怕、如履薄冰。他们不但受舆情左右，更卷的甚至要走在舆情前面先发制人，背后的动机，还是避害。
今年第二季度以来的数据显示，中国经济在后疫情时期增长乏力，通货紧缩迹象明显。经济疲弱与民营企业不愿意投资有很大关系，占固定资产投资总额50%以上的民营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从2013年的23.1%减低到2015年的10.1%和2019年的4.7%，今年上半年甚至下降到-0.2%。
1987年，改革派领导人以中国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为由，提出国家当时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可以发展商品经济。在初级阶段，虽然公有制占主导地位，但其他所有制也可以共同发展，这为民营企业的存在提供了合法性。
动员起来的群众自发、自觉地讲政治，威力之大，遍及社会各层面、各角落。在家庭中、在亲戚朋友间，“大义灭亲”是政治觉悟高的体现，检举揭发挚友至亲“反革命”言行的现象非常普遍。讲政治编织出一张“群众专政”的天罗地网。
传统的讲政治有两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外儒内法”的传统治国理政方法，在对外宣传层面上依照儒家思想，但是在实际操作上却依赖法家手段。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讲政治在宣传上也是“喻于义”。这个义可以是宏大的叙事，如消灭剥削，实现平等，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受苦人。这个义也可以是群体认同，如划清敌友，站稳阶级立场。这个义还可以是完成共同目标和任务，包括土地改革、除四害（消灭苍蝇、蚊子、老鼠、麻雀）、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最重要的是，这个义必须体现忠诚。忠于国家、忠于领袖是最大的政治。“喻于义”还要树立各种榜样、标兵，对“喻于利”进行批判，不允许发奖金，搞“物质刺激”。
在传统观念中，民营企业就是私有企业，民营企业家就是资本家。在不少人眼里，允许民营企业家加入共产党，让资本家成为自己人，无疑是离经叛道之举。
讲政治改变了绩效指挥棒，从强调经济增长的单个目标，转到“既要……又要”的多目标。讲政治改变了激励机制，从利益激励为主变成惩戒为主。因此，讲政治让政府官员的行为从趋利为主转变为避害为主。
在网络时代，意见领袖的行为又进一步影响政府官员的行为。一旦舆情被激发起来，政府部门如果不及时反应，就可能被问责。于是，激进群众的意见，很容易就变成政府政策。从教育培训行业和娱乐行业受整顿的事件中，都可以看到这样的反应过程。
整个官僚体制都接收到明确信号。在讲政治时期，只要是政治任务就无论如何必须完成。反腐败是政治任务，整治污染也是政治任务，脱贫攻坚战、“一带一路”都是政治任务。这些政治任务得到官僚系统的重视，获得一定成效。
为了改变这种态势，政府最近出台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31条意见和28条措施。然而，民营企业不愿意投资与中国社会近年来回归“讲政治”密切相关。这些措施能不能得到落实，民营企业家的信心能不能恢复，关键还要看讲政治的大环境有没有什么变化。
（作者是本地经济学者）
改革时期的做法是，用讲利益替代讲政治，把大棒变成胡萝卜。领导人用“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凝聚共识，用“分权让利”和“发展是硬道理”改变地方政府的利益导向和政绩评估标准，用党政分开、政企分开来淡化意识形态对经济活动的干预，用“三个有利于”（即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有利于增強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制度创新提供依据。文革后的领导人全盘否定“造反有理”，通过清理“三种人”（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严惩文革中的造反派。
讲政治让政府官员的行为从趋利为主转变为避害为主。分管经济的政府部门或许想要有所作为，但在“避害”动机的驱使下，对于可能影响乌纱帽的事情采取宁左勿右、宁紧勿松的态度。面对这样的营商环境，民营企业家心里想的当然不是继续投资，而是如何把资产转移国外，“润”到国外。
从讲政治向讲利益转换
“造反有理”虽是搞阶级斗争、整肃官僚的利器，同时却也破坏正常行政秩序，给已被“利出一孔”压制得没有生气的经济雪上加霜。经历了文革这个讲政治的高峰期之后，中国经济陷入濒临崩溃的边缘。
在讲政治时代，仅仅完成政治任务还不够，还要有“看齐意识”。政治信号不那么明确时，须要靠猜测才能紧跟。领袖的讲话，核心报刊的文章，都要细心解读。网上的指标性言论也须要关注，只要不被删除就可能是政治正确的。猜测的结果是，左派明显获得鼓舞。一时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即将结束的说法和限制市场经济发展、让民营企业退出历史舞台的呼声，甚嚣尘上，民营企业的营商环境迅速恶化。
讲政治的传统
在公共行政的官僚金字塔中，一个共同代理人面对多个委托人的情况（common agency problem）十分普遍。当上级下达的多个目标产生矛盾时，下级对这些目标就会有所取舍，有的认真对待，有的敷衍应付。面对“既要坚持动态清零，又要保持经济增长”的指令时，地方政府的主要领导人都知道，动态清零更重要。同样，在中美对抗的环境下，“维护国家安全”与“推动民营经济发展”这两个目标，国家安全显然更为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