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族内阁】载沣监国后，新政的速度加快。1911年（宣统三年）5月8日，清政府在立宪派请愿运动的压力下，颁布《新订内阁官制》，实行所谓“责任内阁制”，下令裁撤旧设内阁及军机处，成立由十三名国务大臣组成的新内阁，可十三人中，满洲贵族就占了九席，汉族官僚仅四人，而满洲贵族中皇族又占七人。这是一个以皇族为中心组成的内阁，人们因此称之为“皇族内阁”或“亲贵内阁”。
以上是导致武昌起义发生并成功内在和外在的必然性因素。
在笔者看来，人类在其发展史中发明的最具扩张原动力的机制有两个，一是“宗教机制”，二是“资本机制”。两种机制追求的都是市场：宗教追求的是信众市场，它希望赢得越来越多人的信奉，因此，西方的传教士们先于资本进入了有着迷信传统的中国；而资本追求的是商品和能源市场，它希望赢得最大的利润回报，所以，西方舶来品纷至沓来，竞相在中国的各个口岸抢滩登陆。
回望过去的一百多年，我们不得不问：辛亥理想究竟落实了几许？落空了多少？在海峡两岸，“共和”这块牌子算是都挂上了，可共和的实质是否真正体现在国家政治中呢？下一个百年中华民族需要完成的是什么？在历史长河中，两百年弹指一挥间，如果真能用两百年来完成民族振兴，这着实并不算长。
作者是德国时评专栏作家
再后来，光绪和慈禧相继过世，宣统皇帝登基，生父载沣监国摄政。这是晚清推行新政过程中的一次突发性事件，这个事件对新政改革和立宪运动带来了各有利弊的结果。所谓“弊”，即指满清最后一个强人退出了历史舞台，这意味着朝廷对政改失去了掌舵的人，没人能压得住阵脚，时局容易失控。所谓“利”，是指原先的一些保守阻力随之消失，改革步伐得以加快，各种举措相继问世，如立宪时间表出笼，五大臣出国考察等。
马克思早年在英国报纸上发表评论中是这样描写19世纪下半叶中国这个东方古国的：“闭关自守的中国，就象一具木乃伊，一直密闭在棺材中，不与外界接触，一旦与新鲜空气接触，就立即腐烂。”
此名单一出，举国哗然。立宪派对这样的结果大所失望，而革命党人就更有理由强调反清排满和实行种族革命的极端主张。与朝野立宪派的普遍失望相比，地方汉族大员对新内阁同样反感，因为“皇族内阁”权力集中，剥夺了地方督抚直接向皇帝上奏入对的权利，这对早已坐大的地方实力派来说完全是不可接受的。
“双十节”源自“武昌首义”的日子：1911年10月10日，（农历8月19日）。把 “武昌首义”放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我们会发现，它的发生和成功既有偶然性和戏剧性之外，还有外在和内在的必然性。
【甲午战争】而真正让中国人觉醒的事件却是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国精英们之前所做的“强国梦”，在东海的这场海战中与大清国的北洋水师一起葬身海底。甲午之后，中国人痛定思痛，开始慢慢认识到：利器虽能强表，但还不足以壮里，于是，有关如何才能真正强国的讨论再次爆发。
武昌起义有两个这样的“偶发”因素。那么，为什么要对“偶发”加引号呢？因为这两个事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无厘头事件，而是经过朝廷和主管部门“深思熟虑”后推出来的两项政策决定，只不过他们出台的时机产生了后来一发不可收拾的“偶发”效应。
【太平天国】19世纪中叶，中国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历时14年和波及半个中国的反清运动：太平天国。鸦片战争造成的外来撞击，如果没有太平天国导致的内创，大清的帝国大厦恐怕还不至于倒塌得那么快。这个“内伤”一方面体现在生灵涂炭和人口锐减方面，另一方面，清廷在镇压太平军的过程中由于不得不依赖地方民团（湘军和淮军），客观上导致满人对军队的控制权无形中被削弱。这为今后汉族中强人辈出，而满族中人才枯竭埋下了伏笔。同时，天平天国的暴力模式也为后来的革命党提供了一个历史楷模。
自甲午战争以后，清政府的官方铁路政策经历了“合股官办”、“商办”与“路权国有”三个阶段。盛宣怀力推的铁路国有化举措，是在合股官办、商办这两种办法均遭遇严重挫折后一种自然的政策转向，是一种权衡利弊后无奈的选择，不但与所谓“卖国”毫不沾边，而且原无可厚非。
大家开始关注宪政政体和治国理念，大量的译著直接或者间接地被引入中国，许多思潮和概念也随着泊来的洋货一起蜂拥而入：民主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在这个认知大背景下，体制革新开始风生水起，废科举（1904年）、兴新学，政治改革（新政和立宪运动）也不再是禁区，可以说，正是甲午战争才催生了后来的戊戌变法。可惜，这场变法的结果是人头落地，政改进程嘎然而止。
但清政府的最大失误在于，在绅商、立宪派人士一而再三要求暂缓实行铁路国有政策之后，眼见风潮愈演愈烈，仍然一意孤行，在危机处理过程中不讲策略，缺乏战略眼光，一味地用杀一儆百的惯常套路去解决，致使流血事件发生，局势完全失控，中央在地方政府无法维持局面的情况下急调湖北新军过去支援，而这又导致湖北空虚，革命党人乘机在武昌发动暴动，清朝的灭亡终成定局。就这样，四川的保路运动成了压垮清朝这头大象的最后一根稻草，直接拉开了中国百年变局的帷幕。
【铁路权国有化】俗话说，时势造英雄。清末政治家、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盛宣怀是否算得上是英雄且不去定论，但他的确是那个特殊时代造就的特殊人物。盛宣怀对大清王朝无疑是忠诚不二的，但致清王朝土崩瓦解的导火线，也正是这位精明能干的技术官僚点燃。历史有时就是这般充满偶然性。
面对战败后的“白银外流”和“西风东渐”的局面，中国国内的“自强”呼声划破当时万马齐喑的神州天空。中国的政治和文化精英开始反思，开始寻找失败的原因，他们所能得出的结论是：西方的胜利主要是靠“坚船利炮”，因此，若欲强国，必先利器。“洋务运动”就是在这个背景之下应运而生的。
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当革命匆匆来临时，那些以往曾维护皇室、反对革命的立宪人士和地方官僚，为何竟大都持幸灾乐祸乐观其成、或干脆支持革命的态度。
由此可见，清朝晚期虽然开启了迈向近代化的步伐，但这个过程非常痛苦。因为，中国的近代化其实属于“被近代化”；中国与外界的接触，更确切地说应该是“被接触”。前面已经讲了两次鸦片战争，西方新兴的资本列强就是依托炮舰敲开了中国的大门。
马克思关于中国的这个预言相当精准，再结合刚才说的那两个“机制”，我们不难看出，西方列强正是用这两个机制尝试撬开中国这口“密闭的棺材”，在久撬不开（鸦片贸易受阻）之后，资本机制开始变得没有了耐心，一支舰队由远而来，它不仅带来了隆隆的炮声和滚滚的硝烟，还带来了“新鲜空气”和“欧风美雨”。
面对这股“新鲜空气”，久闭的中国还不及作深呼吸，更未及把五脏六腑洗干净，就被呛得连连从肺叶深处咳出了陈年的污血。因为，中国在被迫与“新鲜空气”接触的时候，治理这个国家的百年老朝突然发现自己已经得了不治之症。
两岸的执政者对“双十”的这种不同的纪念方式和宣传口径，真切地反映出双方（特别是国共两党）的历史恩怨至今尚未消弭。但是，不管两岸如何争夺名分，如何看待过去，有一点却是双方都肯定的：辛亥革命是中国走入现代化的一个起点，是历史的一个分水岭。
回望过去的一百多年，我们不得不问：辛亥理想究竟落实了几许？落空了多少？在海峡两岸，“共和”这块牌子算是都挂上了，可共和的实质是否真正体现在国家政治中呢？下一个百年中华民族需要完成的是什么？
【庚子拳乱】就在这国运兴衰的关键时刻，一场由愚昧和昏庸混合而生的“义和团运动”（庚子拳乱），又给这个本已内外交困苟延残喘的泱泱帝国添加了致命一击。最后的结果大家都知道了：八国联军入侵，清朝战败，签订《辛丑条约》，这是丧权辱国程度最甚的不平等条约。
历史进程中除了蕴藏着必然性外，偶然的因素和时机的“巧合”也是必不可少的。它们或阻碍大势的进程，或加速丧钟的敲响。
又逢双十，思绪万千。辛亥革命百年有余，但海峡两岸对这一历史事件的态度似乎依然无法和谐。台湾方面庆祝的是中华民国的建国日，以此来突出自己是辛亥革命的正统血脉；而大陆庆祝的重点是辛亥推翻帝制，回避中华民国这个课题，用另一种方式来传递自己才是孙中山理念正宗传人的信号。
【鸦片战争】工业革命后的西方诸国插上了思想和技术这对翅膀，其触角和视野伸向东方，趋于全球。两次鸦片战争在中国引发了强烈的地震效应，其“破坏力”从表面上看，虽然还不至于使这个泱泱大国立刻土崩瓦解，但其震中却是在清朝的命脉之上，所以，这座封建大厦上从此留下了道道裂痕，根基也开始慢慢松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