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者指向“务实”的教育，后两者指向“价值”的教育，而结合“务实”与“价值”是东、西方古代教育所极力追崇的，是我们应当继承的优良传统。简单说，教育就是把人培养成更好的人，因此除了授予实现生活真实的生存与谋生技能之外，教育更需培养正面的人生价值观。有了价值观，才可能产生志向；有了志向，才可能追求理想；有了理想，才可能体会人生的价值。
自上个世纪末，新加坡教育界就在探讨教育的“范式转移”（paradigm shift），主要为适应新时代的挑战而寻求新的教育思维。但多年下来，除了看到教育路径（education pathways）在形式上的多元与开放，那种成绩优先、标准化、技术化以及数据化操作的思维定式，似乎没太大本质上的“转移”。试问在这样的教育环境底下的学生，要如何摆脱金钱挂帅的思维，而任其“志向”主导未来选择？他们又按照什么标准，为自己立下“志向”？
现在的教育一般可分为基础教育（foundation education）、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人文教育（Liberal education）以及职业（专业）教育（professional education）。其中，小学到高中是基础到通识教育的过渡，而高中到高校（或专校）是通识到人文到职业教育的过渡。教育不能只以职业教育为终点，把培养职场上的工作人员当作目的，而应当把所有教育阶段当做一个整体，除了职业教育的技能培训、通识教育的知识普及，更有人文教育的思维训练，以及基础教育的人格培养。
一个人要立下志向，首要条件是须要有探索自身存在价值以及人生意义的自由、勇气与坚持，其培养又有赖于适宜的环境空间与思维空间。一般而言，当一个人的思维不受太多外在因素束缚时，他才有思考的自由、突破常规的勇气，以及追求理想的坚持。因此，我们需要反思的是，新加坡的教育在多大程度上，给予学生这样的空间去自由发挥想象与积极探索、追求。
近来，新加坡政教界呼吁学生在选择终身事业时，应当以追求自身志向为主要考量，而不要盲目追求金钱报酬。“志向”是一个人的安身立命之所向，包括自己的思想感情与人生追求，不只是物质上的，也包含精神上的。“志向”也不仅是个人的，它也包含对社会、对国家的理想与胸怀，是一种具使命感的追求。一个人的志向是受着他的生活环境以及时代文化影响的，其中有着现实的考量，也有着理想的规划。
工具理性固然有其可取之处，但若以此为主导，我们又如何实现教育所追求的真、善、美呢？此其一。其二，工具理性教育的关怀，始终在“是什么”的知识灌输以及标准化的技能操作，相对忽视“为什么”的价值探究。因此，除了少数自觉的学生以外，绝大部分学子在缺乏价值判断能力，与自由思维环境的情况下，其“志向”自然受到工具理性思维左右而趋向单一。
教育的另一个目的是开启智慧。智慧不是知识，更不是技能。智慧关注的是“为什么”的问题，而不是“是什么”的问题；智慧是思维上的，不只是知识的积累，更是知识的运用。教育思想中有所谓“未来学校”的构想，是以培养与开拓思维为教育导向的教育理念，旨在培养具有未来意识、自主学习、思维活跃且有自我解决问题能力的学生。
教育的目的，本应是培养“为什么”的探究精神，而非灌输“是什么”的简单陈述。近几年来，随着国家政策改变，开展了所谓“技能创前程”的工程，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以技能教学为主导的教育现状。但我们需要反思，“未来”该如何定义？充分掌握“技能”就能把握“未来”吗？更重要的，“技能”又是否以市场需求为标准？如果仅以市场标准来制定教育内容与方法，教育走向市场必然使其流于技术性操作，形成工具理性化的教育趋向。
让教育回归本位，把“内”做好，以更好地眺望远处、展望未来。教育的多元与开放，并不只是体现在它的多渠道与多职业性质，更重要的是其精神上的自由，以及对培养完人的胸怀。面向眼前的局势与时代，我们更须要贯彻教育的“为什么”，而不是加强“是什么”的灌输。毕竟，学生的“志向”紧密维系着国家的未来。
近年国际局势紧张，不时可听闻要国人把眼光放远、向外看的呼吁。但有些环节（例如教育）所关乎的，不仅是国内，更影响一代国人的素养与思维，与国人对国际局势，甚至未来局势的掌握，也有一定的关联。正如古人所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向外“治国、平天下”之前，更应当把向内的“修身、齐家”做好。
作者是前教育工作者
日本今年连续第三年产生诺贝尔奖得主，其中的原因，主要在于教育改革的成功，即从知识教育转型为知性教育。此培养学生未来生存能力的知性教育，要确立的是学生在任何未知的境遇中都能发现问题，并自己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案的素质与能力。在如此相对开放、具有探索空间的学习氛围底下，学生才能更加自主地明确其志向。因此，国家的教育导向不能是狭隘的技能追求，否则就会是开倒车、与世纪洪流背道而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