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台湾发生的诸多典型的争议性事件，无不透漏着符号系统之间的权力斗争和力量比拼，如深具代表性的郭冠英事件、张玮珊事件和周子瑜事件。
展望未来八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两岸关系，将有以下几个重要的文化特点：
如蓝绿彼此都把对方的行为定义为卖台，而自己是爱台，以“爱台－卖台”、“独立－统一”“本省人－外省人”“转型正义－政治追杀”之类的二元话语分割来区隔和界定彼此，并以此产生一种权力属性，为自己争夺台湾最高和各级政治公权力提供话语支撑。
文化的权力属性更多是以话语符号的形式出现，符号权力实质上是一种文化资本，对符号的竞逐（symbolic pursuits）和掌控的欲求，就是权力欲望的典型体现。就两岸关系而言，在群际互动过程中形塑的结构化共有文化如两岸一中、和平发展、求同存异，维持现状等，对两岸间的行为者皆具有权威性和规约力，即使民进党也不得不调整策略，尊重“九二会谈”的历史事实，接纳和平发展的路线，这是两岸“和平发展”这一共有文化权力属性的体现。
第一、以“九二共识”为政治基础的和平发展已具有较大的结构性权力，成为两岸群际互动过程中的重要文化资本，规约两岸互动中的诸多行为者，即使绿营也难以改变；第二、在经济结构转型难有起色的情况下，蔡英文的施政主轴将以台湾为话语的符号权力的全面社会化和文化资本的积累为主轴；第三、台湾内部文化结构目前依然呈现为对手式的竞争文化，蓝绿两大具有不同观念认知的政治行为体积极争夺台湾发展的主导权、台湾各级公权力。中间选民也普遍接受不同政治力量的制衡；第四、在中国大陆的物质性实力已全面超越台湾，并具有压倒性优势的情况下，两岸的竞争将逐步由物质性实力的竞逐转向文化资本的建构和竞争。
另一方面，就台湾内部而言，无论是国民党还是民进党都在积极争夺对台湾未来发展道路的论述权、对“台湾主体意识”解读的话语权，进而通过掌握话语、界定符号来压制对手，获取政治斗争中的竞争优势。
当一种资源因其具有很高的价值而成为争夺对象，并发挥“社会权力关系”的功能时，布尔迪厄就把它阐释为资本。而他提出文化资本就是表明文化在这个术语的最宽泛的意义上，可以成为一种权力资源。
2016年大选后，台湾政局发生剧变，上台的民进党深知已无资本在经济、政治等领域与大陆全面性对抗，但以台湾为共同边界想象的“国族建构”将会更加深入和持久，以台湾为核心话语的文化资本，将不断累积并全面内化和社会化，文化资本背后起支撑作用的是对符号权力的争夺。
不管是蓝绿两党之间，还是两岸之间的竞争，其实质可以认为就是以话语为载体的符号系统之间的较量，或者说对文化资本的争夺。民进党的“文化台独”、“去中国化”行径和对青年所谓“天然独”的建构，则是企图塑造一套对己有利的符号意义系统，以获取对认可和亲近“中国”之行为和政治势力的控制力和压制力。
未来八年或更久的时间内，符号权力的竞逐和文化资本的积累将逐渐成为两岸关系的主轴。
其中郭冠英事件代表了台湾内部旧有的中国文化话语符号对“台独”话语符号权力的抗争；张玮珊事件代表了受“台独”话语符号系统规约和内化的个体，在经理性反思转向中国文化话语的“逆台湾化”现象；周子瑜事件则是中国大陆的文化符号，与以台湾为共同想象的话语权力的较量或群际对抗。三个事件本身就是文化权力属性的彰显，也是不同文化意义系统的竞争。
随着2016年“二合一选举”的落幕，民进党获得建党以来的最大政治支配力，在立法和行政领域全面掌握主导权。上台不久，就采取一系列极具文化象征意义的措施：文化和教育部门任命具强烈台独立场的负责人；教育部门废止“微调课纲”；行政机构对冲之鸟礁定位“不持特定立场”、对“太阳花学运”人员撤诉；忠烈祠祭祀取消孙中山遥祭仪式；弱化对南中国海仲裁案的抗议等。这表明民进党企图在文化上全面消解以中国为想象的话语符号，进而巩固并深化台湾话语符号的权威性和主导性。
很多学者都论述了文化的权力（或者说权威）属性，如福柯（Michel Foucault）提出知识权力观，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提出了“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概念。其中，文化资本指的是一种作为不能还原为经济资本、却又可以与经济资本进行相互转化的权力形式。
作者是政治学博士、复旦大学台湾研究中心博士后、《台海研究》执行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