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是前教育工作者
在宣扬种族和谐的呼吁中，我们常听到“包容”一词。所谓“包容”，含有当事人主动去包含与容纳之义，并非被动地接受。人心犹如一容器，在种族心理上，过满则导致种族沙文主义，空置则造成种族身份缺失。前者必然演变为歧视与冲突，是感性大于理性的结果；后者则由淡化自身身份而来，是感性与理性缺失，也即自我身份真空的状态。
新加坡社会是华、巫、印及其他（主要为欧亚）族群的国家种族构成。这样的构成，也是在承认种族间客观差异的基础上建立的。是否淡化差异，企图创造一个大家认同的新身份，就可以达到种族间和谐的目的呢？“认同感”并非虚拟而凭空创造的情感，它是建立于人类在社会上与文化上的交往所自然产生的情感。故此，生活于同样的社会空间、文化空间，拥有同样的习俗礼仪的同族人，自然容易产生这种“认同感”。而此情感又在与他族的差异中得到强化，所以“认同感”是相对而非绝对的。《天龙八部》中天下豪杰只针对契丹身份的萧峰，却未排挤也是外族人的段誉（大理国人），理由何在？皆因契丹人履犯中土边境而大理国偏处一方，与中土各安其所。所以，两族之间的冲突矛盾可以是利益冲突所致，不绝对是种族差异。
现为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生
在没有清楚的自我认识与自我觉醒的意识的状态下，人又如何主动去“包容”差异呢？翁贝托提出以道德规范，并进行换位思考，来解决种族差异所造成的冲突。他说：“道德的作用并不在于粉饰一个没有敌人的世界，而在于试图理解对方，站在对方的角度进行换位思考”。“换位思考”并非替代身份，而是儒家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将心比心。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指出“和”比“同”重要，而“和”，简单说，就是求同存异的和谐。这些，都须要理性地认知彼我差异。要调合差异，“我”是不能缺失的。
其三，“创造”和“编制”国民身份的前提，除了文化认同以外，还有两种可能性，一是利益认同，二是体制认同。利益认同指的是当国家利益与外来利益发生冲突时，国内各族为了维护国家利益，而产生的共有的情感。体制认同指的是对国家行政管理体系，能保障人民的权利与幸福而形产生认同的情感。前者在新加坡历史上抗日与反殖民的斗争中确实有过见证，但随着教育与社会风气的重理轻文，缺乏历史感的年轻一代国人，对那段史实只能雾里看花；后者本是新加坡现代化发展的一大优势，但此优势能否在社会矛盾重重的当下，持续给人们信心，仍是个未知数。
种族课题向来是多元种族社会长期探讨的。新加坡政府实行多年的种族和谐政策，以一种中立的外来语言与文化（英文）消解各族间的分歧，对外实现了与国际接轨的愿景，对内达到了各族和睦共处的目标。如此繁华和谐的光环底下，却深藏一些隐忧。统一化、同一化的种族和谐策略，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各族间的差异，也意味着流失了各族自身的文化内涵。
身份认同是个大命题，很多时候是“剪不断，理还乱”，并不像“乔峰”“萧峰”的问题那么一目了然。其中最关键在差异性。承认差异不代表歧视或冲突，而只是为了明确一种身份。“包容”也需要强烈的自我认同为基础。种族身份是文化上的、情感上的；国家身份是体制上的、理性上的，两者并不矛盾，也可以并存。人的身份是多重的，我们无须为了体制身份而消除文化身份，更不能以文化身份去抵制体制身份。一种身份的确立，是巩固另一种身份的基础，在打造新加坡身份的当儿，国人需要反躬自省的，是自身的种族身份的实质与本质。
武侠小说《天龙八部》情节中最为读者叹息的，莫过于悲剧人物乔峰的身份问题。“乔峰”瞬间变为“萧峰”，英雄随即成了众矢之的。如此“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偏激，在局外人看来是可笑的，但身处于外族与我族敌我的情势之中者，这是一种人类的本能反应。
梁启超说过，汉族对国内其他族是小民族主义，而国内各族对国外之他族则是大民族主义。可见，身份的确立都是在与他族的差异与对立而形成的。意大利作家翁贝托·埃科在《树敌》中认为，与他族的差异“对确立自身身份有着重要意义”，其可以“衡量我们的价值体系”以及“突显自身的价值”。各族间的不同是客观的事实，而人类历史上不乏因差异性而导致威胁、侵略的事例。但我们不能因此就将差异等同于威胁与侵略，我们应当理性认识它，毕竟，“树敌是人类天性的一种需求”，源于人类的生存本能，纵使数千年文明也无法泯灭。
据报道，教育部长王乙康在9月的一场对话会上说，新加坡历史短，“能构成新加坡身份的是各种族的身份认同。我们带着各种传统和文化创造并编制了这样的身份”，这是令人鼓舞的。但要达到此目标，仍面临着几个问题。首先，如前所述，文化身份与民族身份，在许多国人的身份意识中已是一种真空状态，如何填补此真空仍是个大挑战。再者，如若各族传统和文化只是手段和工具，形式化的工程必定很难改变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