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研究的目的，本为社会寻求可持续发展，应是为了人实现和体现其价值与存在的可能。因此，人的独特性与差异性，应当取代社会的共性与一致性，才能开展具有人文关怀的社会研究，也才能更实质地探讨与解决社会问题。
虽然如此，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以人为本的研究取向仍有不同，前者是以人的特性为研究对象，目的在探讨人的价值，把人视为一种动态生成的个体；后者是以人的属性为研究对象，目的在揭示社会的规律，将人当作一种静态既成的众体。因此，为寻求可持续性的方式解决社会问题，社科研究必须从人文学科入手，亦即重视其人文性；如此便可透过表象观本质，也可越过规律看实际，从根本讨论、解决问题。
作者是前教育工作者
故此，社会研究更应突显社会人文。“人文”体现于尊重人、重视人以及关心人，举凡与人类思想、理想、价值、意识等有关者都归纳于此。“人文”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因此体现人文精神的社会研究，往往能触及人类个体的实际情况。尤其在现今“大数据”（Big Data）的时代，以普遍规律讨论现象的科学方法，容易无视“人”作为个体的生存意义与价值。
据知，日本政府每年无论经济表现如何，都会拨款资助民间传统手工艺技能研究与传承，所求并非经济效益，而是一种文化传承，从而巩固国人的身份认同感，长远来说有利于国家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要有效推行具人文性的社会研究，政府就必须“放手”，予以研究员和研究领域相对的自由与开放，集思广益，成果才会深远。
在提供解决社会现象的方案前，研究者犹如医生给病人问诊，以明确其病源、病根，方可对症下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治疗方案虽可立竿见影，但这种就病人表面“现象”的疗法，长期对整体康复作用不大。所以我们还需借助中医探“藏象”的医疗体系，从病根着手，以求彻底改善病人体质。所谓病症在外、病根于内，内里问题一经改善，外在问题必将迎刃而解。同理，如果狭隘地从社会现象去探究问题，虽可解一时之急，却不利于长期且可持续性发展。
新加坡政府宣布，将在未来五年内，拨款3亿5000万元资助社会科学研究，以为眼前社会现象提供解决方案。在如今普遍重视自然科学而相对忽视社科研究的当下，这无疑是一项好消息，显示国家对社会问题的关注。
例如国内生产总值（GDP）是许多国家与学者用以评估与研究国家经济发展的数据，但近年却有不少经济学家质疑其代表性。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里茨（Joseph Stiglitz）批评此数据为“诈骗”（swindle），认为其所代表的国家经济表现，与人民生活素质往往不成正比。
社会现象乃人类精神文化活动所致，如前所述，社科研究必须重视人文学科，尤其要从历史学、哲学、心理学、人类学、文学等学科着手，充分把握眼前社会问题的“藏象”，方可“药到病除”。人类社会的发展是继往开来的，“开来”的前提与基础是“继往”。
其次是思想的开放。新加坡政府长期实行一种“上行下效”的治理方式，人的意义与价值，多体现于对国家社会与经济发展的贡献；人的行为与思想，也就需要遵守一定的规律与准则。要体现社会研究的人文价值与关怀，相关人员与机构需要突破既定思维，撇开大数据，从人的生存价值探讨社会问题。例如“技能发展”，一直以来所关注的是具有经济效益的技能。固然经济能力可以体现人的价值，但人的尊严与存在并非全是物质的，无法以实际利益与数据来衡量。
当然，以新加坡的国情，要做到上述两点仍具有一定挑战。首先是资源的开放。国家档案局与国家图书馆收藏大量自建国以来的官方数据与档案资料。这些资料是研究国家社会发展“藏象”的宝贵资源。如何善用这些资源，扩大研究的深度与广度，有必要做进一步的探讨。
社会研究获得政府的资助诚然是一件好事，但要取得造福社会、福利人民的效果，资源与思想的开放是不可或缺的。学术研究的独立与自由之精神，应予以足够的尊重与重视，毕竟学术是站在相对客观的平台，作相对客观的论述与论证，实事求是。惟有在开放的研究氛围底下，充分把握社会“藏象”，突显社会“人文”，我们或可一窥社会现象之全貌，也才有可能提出有意义的对策与方案。
社会是在历史长河里从先人的开创与贡献所累积的遗产，如果探究社会问题仅锁定在当下的现象，眼界与思考空间很难有所突破。爱因斯坦亦曾如此形容：那些只阅读时报和当代作家书籍的人，就仿佛一个患上严重近视但却又以佩戴眼镜为耻的人一样，目光短浅。
广义而言，社科研究也包含人文学科研究。人文与社会本是一对不可分割的孪生体，社会现象是社会活动发展规律的总结，社会发展又因人事所促成，而人事又是人类文明与文化意识所带来的结果。因此，归根究底，社会的根本在于人，所以社会研究也必然以人为本。
例如上述计划限定的其中一项课题“社会身份”，现今国人身份认同的问题，要追溯至建国时期一系列有关种族和语言方面的政策，重新检验这些政策，将有助于巩固至今所建立的国家认同。
文化视角
现为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