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正史中，作为历史主体的老百姓被完全忽视，普通民众生活彻底隐身，这样的历史真的能够反映历史的真相吗？当代史学认为，历史是个复杂的概念，既包括真实发生过的历史、记忆和传说中的历史，以及重构后的历史。历史研究早已上升到历史哲学的视角，来重新审视人类走过的道路。

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国文化虽然泥沙俱下，但每个时期都有可以借鉴之处，西汉的黄老之治、唐朝的海纳百川、宋代的市民经济。如果仅靠修《清史》和《民国史》就能够给中国找到更先进的意识形态、在混乱中找到指路明灯，是不是有点儿过于容易了？

东汉之后统治者独尊儒术，十三经是南宋时才确立的儒家核心经典，二十四史是否都是在这些“经”的指导原则下书写的，本身就是巨大的疑问。儒家与政治纠缠不清，佛与道却在政治之外扮演着精神救赎的角色。儒释道三家共同撑起了中国人的生活、思想、意识和追求。

中国人修史，一般是修前朝史，既是为了给当下的执政者寻找法理依据，也是为了知道兴衰更替并引以为鉴，从这两点出发，修《清史》《民国史》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是为了从传统文化中为中国寻找出路，寻求适当的意识形态，又何必非得清朝和民国。被称为“轴心时代”的春秋战国，诸子百家各抒己见，思想井喷，留下取之不竭的精神财富。

观点碰撞

中国虽然有着漫长的书写历史的传统，但这种传统史观在西学东进后受到了巨大的冲击。纵观二十四史，基本上是帝王将相史，是重要历史事件史，是官方主导的单一维度的历史。这样的历史观受到了西方史学界“自下而上”历史观的冲击。

他认为中国当今意识形态的混乱，是因为历史书写传统的断裂，而“经”是写“史”的“理论”“原则”和“指导思想”，“经”所代表的价值观念的断裂，影响到“史”的书写；反过来，不写“史”就无法从传统中寻找到适合中国的意识形态，也就是“经”。

回顾过去二三十年中国的社科类图书，关于清史、民国史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了。距离当代越近的朝代，资料也越多，除了官方史料、皇帝奏折，还有文人著作、戏曲小说、账本族谱、仪式信仰、童蒙课本、书信账单……挖掘不完的研究资料，讨论不完的研究课题。清朝、民国的历史尚有太多太多的疑问等待解答。

能不能写出《清史》《民国史》，并不是“经”的问题，而是官修历史，是否还有必要的问题；即便需要一部统一完整的前代史，恐怕也难有一种万全的书写方式，让大部分历史学家满意。历史研究和历史书写早已变得立体多面、层次丰富。是否存在一部“公正”的史书的观念，也早已经被历史学界所抛弃。

作者举出的例子就是《清史》和《民国史》至今没有修成，并认为问题出现在对修史的主导思想上，大家缺乏共识。细思之后，我对这一观点产生一些疑问，提出来跟大家探讨。

在这样一种看似混乱的状态，却是最有可能碰撞出新的火花的年代。这样的时代，真的还需要用“经”来指导“史”，用“史”来阐述“经”吗？

狄更斯在《双城记》开篇说：“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代，这是怀疑的时代”。用在当今的史学界，西方历史哲学与中国传统写史经验相互碰撞、交融；新的史学观念正在打破学科的壁垒，而传统的研究方法依然是强有力的研究工具。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7月4日于《联合早报》发表的文章《“经史”断裂与中国历史的未来》，提出了一个很有趣的观点。

中国传统上确实有盛世修典、盛世修史的惯例。但是何谓盛世？是国内生产总值（GDP）高居榜首？是军事实力遥遥领先？是经济发展呈现两位数增长？又或者盛世并没有绝对标准，更多的是一种主观感受？当今中国整体生活水平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但是贫富差距依然很大，阶层固化日益严重，社会矛盾层出不穷。对某些人来说，这已然是盛世；对另外一部分人来说，恐怕距离盛世依然遥远。

之后，历史学家开始越来越多地利用考古资料重述上古史，并与社会学、人类学、语言学、经济学合作，不断扩大历史研究和历史书写的深度与广度，史学流派竞相争鸣。随着社会史学的兴起，历史研究早已不局限于自上而下的正史、官方史。史学的书写也变得更加多元，层次更加丰富。

早在100多年前，思想家梁启超就发表了著名的《新史学》，抨击了以往帝王将相的历史。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以顾颉刚、胡适、钱玄同为主的“古史辨派”，开始采用文字训诂的方式对传统经典进行“疑古辨伪”。顾颉刚也把研究的范围扩大到方言、歌谣、唱本、谜语、谚语、风俗等传统历史之外的内容。古史辨虽然有缺陷，但极大地促进了史学思想的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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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博士

作者是新加坡隆道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