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而易见的是，生育率是一个涉及诸多因素的果。那么，到底有没有一个更具压倒性的外在因素影响到生育率呢？答案应该是肯定的，那就是成熟社会（发达经济体）的组织形式。在社会经济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比如从农耕社会到工业化社会），社会的组织形式会随之发生变化。这里，要强调的是，成熟社会不一定就等同于市场经济体或者资本主义社会。在这一点上，中国充其量也只是个混合经济体。

生育决定所涉及的主观因素　

然而，就整体而言，从这些数据的横向比较看来，并不难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资本主义并非生育率低下的必要前提条件。

作者是生命科技工作者

近期在《联合早报》读到数篇论及生育危机的文章。其中，《资本主义与生育危机》及《生育危机不能怪资本主义》（详见8月29日与9月6日《联合早报》言论版）两文，做政治研究的学者推出政治的因；而做经济研究的教授，却又得到经济学的答案；结果真可谓相去甚远。笔者读来，心生疑问，只因手头没有相关的数据，一时不好直接加入讨论。

笔者先查了东欧国家如保加利亚、捷克、匈牙利等的数据。诚如大家所知道的那样，这些东欧国家，最起码从1960年到1989年那段时间里，乃是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属计划经济体，而非资本主义国家。笔者在这里无意作定量分析，但是数据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可以说明问题的。东欧与中国这个同属于计划经济体，在同一时段的生育率上的差异无疑是显著的。

总而言之，生育决定所涉及的因素其实是大大地超越了成本利益计算范围。文章把讨论的大前提限定在成本利益计算之内，也就限定了生育率低下的导因范围。可以这么说，文章充其量只是在生育率已经低下的情况下，为可能的干预提供一个侧面的依据，而不是其他。

欧洲或者太远，笔者又查了亚洲的一些数据。韩国、新加坡和香港，这几个无疑不属于计划经济体的国家或地区的数据，都有着相似的曲线，1960年（数据的始点）都有较高的生育率，然后又都有着相似的急降，并于80年代初先后跌至替代率之下。同时，这几个非计划经济体跟欧洲乃至日本同为市场经济体，在生育率曲线上却有着明显的差异。

其次，生育决定与生育率之间的关系，在个体水平上，生育决定不一定都能转化为生育率。这方面，想生而不能以及不想而又生的例子，并不少见。当然，个体夫妇的生育决定，最终还是会影响到群体的生育率（就像个体投票影响到整体投票结果一样）。但是，这恐怕就不只是个体成本利益计算那么简单了。这里，整体的认知、文化、宗教乃至生活方式的可选择性等因素的作用，恐怕要来得大些。

反倒是在跟中国的数据（包括计划经济和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时段）比较时，生育率曲线有着惊人的相似。只是后者（中国）的曲线平移了10年，到90年代初才出现替代率之下的生育率。当然，中国的这些数据比较复杂，它除了一些共通的因素外，还包含了中国独有的计划生育政策这个因素，真要细究下去，还得另题讨论。

该文的逻辑是这样的：各种内外利益成本因素及其计算，会影响到人们的生育决定，进而影响到生育率。由于那些导致生育率低下的是个体，在作生育决定时忽略了的外部利益因素，所以生育率太低“与资本主义大致没有重要关系”。

首先，生育决定（无论有无基于成本利益计算，包括有意识与无意识的利益成本计算）是一个相当主观的过程。它既涉及夫妇本身对生育问题的认知，又涉及诸如宗教、文化、经济条件、身体状况等等。举个例子，甲夫妇可能会只因为经济条件而少生；乙夫妇也可能在同样的经济条件下，由于宗教的原因决定多生。这种南辕北辙的主观生育决定，会让成本计算说在生育决定上的作用大打折扣。

笔者是学习自然科学的，对因果之关系，更习惯看数据说话。但也能够理解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在研究取向，特别是在方法上有所不同。不过，就因果关系的一些核心概念的要求，即便是不同学科，应该还是一致的。

相比较之下，东欧与西欧的差异倒变得微不足道。如果认为这些数据还有商榷的余地的话，还可以再看一下俄罗斯这个计划经济体的老大与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的数据，结果还是相当一致。俄罗斯的生育率在1960年至1975年的时间段里，甚至比老牌资本主义还要来得低些。

现在，再让我们看看从经济学的角度所寻求的答案。《生育危机不能怪资本主义》一文仔细解释了影响生育决定的各种因素，其中包括人们（个体）在作生育决定时会考虑到的，又或者忽略了的各种内在或外部利益及成本因素。

更具体地说，在成熟社会里，成为社会意义上的“成人”的成长周期，要比成为生理学意义上的成人的生长周期来得漫长。以前的社会，人们十来岁就出来当学徒，等到十八九岁，早就可以独当一面了，成家立业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然而，当今社会的高度知识化、专业化乃至智能化，使得整个群体的学习和成长的周期大大地延长。

观点碰撞

如果说资本主义导致了某种情况，从而最终导致了生育率低下，那么资本主义在这里就是因。作为因，如果不是导致果的充分条件的话，至少它应该属于必要条件。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把这个因素排除掉的话，果将不复存在。

为此，笔者到网上查了一下。在世界银行的数据库里，很容易就找到了与命题相反的例子。笔者查看的是世界各国自1960年到2015年的生育率统计数据（Fertility ratio, total （births per women,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SP.DYN.TFRT.IN?），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己上网去看看。

等到人们真正步入社会结婚成家的时候，他们会发现，其实自己早已错过了生理学上的生育高峰期。这对个体夫妇来说，受到影响的感觉或者不会太显著（毕竟还是可以生的）。然而，在群体意义上，一个十八九岁就进入生育的群体，与一个二十七八岁才进入生育的群体，在数理统计学上，生育率差异应该是不言而喻的。

必须指出的是，该文在就成本利益计算与生育决定的关系上，无疑是给读者提供了一个新颖的、学术上的视角。但是，文章其实并没有很好地解决什么是导致生育率低下的原因这个问题。归根到底，文章所讨论的范围只是成本利益计算与生育决策之间的关系。这里至少有两个层面的问题值得我们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