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日在《联合早报·言论》读到伍国的《美国涉台外交辞令中的“承认”与“认知”》，该文就中美联合公报的中英文版本，在用词上的差异以及分歧做了仔细的分析。文章从翻译的角度看分歧。在讨论时，强调回到英文版本。实际上，作者是把中美联合公报的英文版本视为正本，而中文版本只是作为译本处理。这实在有悖常理。
况且“acknowledge”的英文定义，也有着它的多义性质，既有“接受与接纳（accept/admit）”，也有“承认（recognize）”与“知道了（show that one has noticed）”的意涵。也就是说，“知道了”其实并非是“acknowledge”唯一的解释。
对此，笔者认为有理由相信，在中美接触的初期，尽管中方已在联合国中恢复了合法席位，但美中当时并没外交关系。对中方来说，只要此时的美方“认识到”中方在涉台问题上的立场，足矣。然而，到中美建立外交关系时，在《中美建交公报》上，至少在中方的版本，就不能含糊。这也符合中方在对外关系上，涉及台湾问题时的一贯立场。
合理的预设只能是，中国政府与美国政府发布的中英文版本均为正本，且同具效力。
作者是前生命科技工作者，现为画家
如果我们参看当时中美关系参与者之一，中美断交前夕美国国务院的最后一任中华民国科科长（Director of the Office of Republic of China Affairs）费浩伟（Harvey Feldman）的访谈，就可以拼出这样一幅图景。费浩伟指谪他在北京的同事芮效俭（Stapleton Roy）。费称芮完全知晓“承认”与“acknowledge”的差异，却因急于中美关系的“正常化”而没有指正。这至少反映了美方对双方用词差异是知情的。
因此，如若真要就公报文本分歧加以解释，按常理，美方其实并不占优势，因为要是根据协议的目的及其宗旨作善意解释，而摒弃不合理部分的话，只有“承认”与“acknowledge”两个词意义重叠的部分，才可能成为最合理的解释。
在这样一个对等的框架下，中英文版本的用词差异与分歧就好理解了。这根本就不是一个翻译的问题，而是双方在磋商过程中相互角力，讨价还价，妥协折中的问题。单就1979年的《中美建交公报》而言，在涉台问题的条款上，英文版本用了“acknowledge”，而中文版本用的是“承认”。如果我们质疑中文版的“承认”并非英文版中“acknowledge”的准确翻译，反过来也同样可以质疑英文的“acknowledge”并非中文的“承认”的对等翻译。
如果我们把焦点从1979年的《中美建交公报》中拉出来，整体地投放到“三个联合公报”上，整个事情的脉络或许就更清晰了。在“三个联合公报”上，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这一点，英文版本均使用“recognize”，中文版则用了“承认”。这点，双方完全一致，没有异议。
无论是对待伊核问题，还是对待世界卫生组织，退约、退群等根本就是如出一辙。正是特朗普治下对规则的无视，对相关协议的一一背离，才造就一个更加分裂的美国，以及一个日趋对立的世界。今日的美国也许是“回来了”，但是其反华的势态已经形成，冷战的氛围也已显现。拜登，至少在对待中美关系的问题上，根本就没有走出那个由特朗普一手造成的敌意螺旋，甚至可以说是变本加厉了。
国际交往中的一个重大原则是，国家无论大小一律平等。这可不是什么深奥莫测的理论。即便是一个稍稍关注中美关系的读者，也不会对“外交对等”这个词感到陌生。因此，在中美联合公报这样重要的文本磋商中，以英文作为正本，而中文只是翻译文本，完全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
当下中美间的涉台矛盾，当然有蔡英文这个因素，但是归根结底，美方始于“政治素人”特朗普的非正统（unorthodox）手段，恐怕才是问题的关键。无论是对付国内的政敌，还是对付国外的对手，特朗普的任性、刚愎自用、睚眦必报，是有目共睹的。
但是，在涉台问题上，却有所不同。三份公报的英文版本一直沿用“acknowledge”一词，中文版本却出现了变化。中文版本从1972年的《上海公报》使用了“认识到”，到1979年的《中美建交公报》，以及1982年的《八一七公报》都改用了“承认”。
即便美方依照费浩伟在他的访谈中所解释的那样，坚持美方的立场只是“我们知道了；我们明白你们的陈述。我们不会反对，但我们不会就自己的立场发布任何声明”，如依约行事，公报上的这个“acknowledge”用词，也足以让美方不持立场。这对中方来说，其实也足够了。
事实上，从《上海公报》发展到《八一七公报》，中方在法律上，已经明确地把美方可能支持台独的路给堵死了。可以这么说，在用字技巧上，无论当年的美方多么精心地操作，多么巧妙地选词，都不是问题的关键。只要切实履行协议，双方就不至于走到今天的这个境地。近期中方批评美方对双方协议的背离，所根据的，绝非一两个关键词的理解分歧，而是实质上的重大违约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