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有个性的独立书店则非如此。像北京大学旁的万圣书园、复旦大学旁的鹿鸣书店、南京大学旁的先锋书店，这类专业书店，由于店主的专业知识素养，以及周边的特殊氛围，就难以替代。这些书店也成为城市文化地标。另外像成立于1919年的巴黎莎士比亚书店，就曾与20世纪初的很多著名作家，如海明威、艾兹拉·庞德、詹姆斯·乔伊斯与菲茨杰拉德等名字联系在一起。这又有点像本地的草根书室，虽然现在的草根已经与英培安时代不同，但它对于本地文艺的关注却留在血脉之中。
然而正如陈教授所言，书店虽然是店，却有超越商业的价值。既然新加坡已有世界一流的图书馆系统，书店又有何存在意义？
现代意义的书店则是机械印刷术的产物，书籍价格不断降低，加上知识普及使得购书成了平民消费，各种连锁或者独立书店才得以流行开来。书店能带来的体验是其他商店无法比拟的，我至今还有个习惯，每到一座新城市就去逛逛书店。即使在陌生的语言环境中，也不会妨碍沉浸在知识与信息海洋中的畅快之感。因为书店所出售的，是人类知识的精华。
阅读是现代城市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座城市甚至可以通过它所能滋养的独立书店，看出其文化品味。新加坡如果失去了全部具有本地个性的小小书店，将是这个城市国家精神上的无言失落。
书店业的兴起，是以书籍的诞生与商业传播为前提的。欧洲最古老的书店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后，当时罗马贵族私人购书已成潮流。至于中华文明，纸张与雕版印刷术的发明，直接让知识传递的阶层下移，成为唐宋变革的关键。尤其到了宋代，书籍铺与书肆极为盛行。当时的书店不仅卖书，更兼具出版与销售两项职能。南宋都城临安更是书肆林立，很多重要书店所刊行的版本一直流传至今。像贾官人经书铺、陈思书籍铺，每家书店都有刊行售卖的特色书籍。其中最有名的是陈起的“临安府棚北大街陈宅书籍铺”，它所刊行的唐宋文集，就是版本学中著名的“书棚本”。
时代终究会改变一切，半个多世纪前，新加坡也曾有过书店的黄金年代，像桥北与桥南路就书店林立，商务、中华、青年、友联、世界等都是兼具出版功能的著名书店。1980年代后随着城市发展，很多书店搬到百胜楼。现在的百胜楼，又在时代冲击下慢慢失去昔日光辉。
首先应明确，书店分很多种，一种是像大众书局这样的连锁店，除了文具用品之外，所售卖的多为学生教材、工具书与畅销书等。著名的诚品书店现在其实也差不多。这些书店主要是为了切合大众需要，其功能正被图书馆、线上书店以及电子书等迅速取代，很容易失去市场。
（作者是本地文史爱好者、宗教研究者）
独立书店的存在价值，甚至不在于推动阅读习惯，而是培养起文化社群，为冰冷的水泥城市赋予温暖的人文色彩。书店与图书馆共同承载着一座城市的精神，因此它们所需要的就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支持。一座城市甚至可以通过它所能滋养的独立书店，看出其文化品味。新加坡如果失去了全部具有本地个性的小小书店，将是这个城市国家精神上的无言失落。
本地语文与文化研究学者陈志锐的《当书店都关门之后》一文（《联合早报》3月9日言论版）引起我的共鸣。除了伤感之外，陈教授还提到一个重要问题。对于书店这种可以提升城市品味，却又面临时代大潮冲击的传统行业，政府是否应出手相助？如果需要，又如何能做到效率与公平的结合呢？
独立书店的存在价值，甚至不在于推动阅读习惯，而是培养起文化社群，为冰冷的水泥城市赋予温暖的人文色彩。
然而随着线上书店崛起，加上电子书阅读习惯的养成，传统书店日渐没落已成不可挽回之势。疫情期间的封控，更成为压倒实体书店的最后一根稻草。说到底，书店的生存也必须盈利。实体书店运营成本过大，加上消费习惯的历史性转变，无论如何怀旧感伤，书店业也必然是夕阳行业。
数年前我曾做过一次讲座，提到目前存世最古老的佛教经典——公元前写在桦树皮上的犍陀罗语写经，它的发现就与伦敦一家书店有关。这家叫山姆•福格的书店售卖各种语言的古籍，是文献学家与考古学家的天堂。这种极为专业的独立书店，就有任何网上书店与电子书都无法替代的独特人文价值。
书店与图书馆共同承载着一座城市的精神，因此它们所需要的就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支持，像被当作纽约文化地标的史传德书店（The Strand Bookstore），就在纽约各界呵护下走过近百年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