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历史学家理查德·埃文斯（Richard Evans）认为，“将其他研究过同样文件的历史学家的论点和解释考虑在内”，是作为一名客观历史学家的标准。通过引用上述观点，尚穆根间接指出了覃博士的方法论的缺点。
第四，覃博士似乎并不清楚共产党统一阵线的策略在实际运用中的情况。他提到，由于政治部（Special Branch）所查获的马共内部文件，显示它对1955年5月发生的福利巴士暴动“始料未及”，所以新加坡不存在共产主义阴谋。
这不仅是对覃博士，也是对其他寻求“将世界推往某个特定方向”的学者和作家（包括我自己）的明智建议。
如果陈平尝试提出他的事件版本而受到指责的话，那么关于前社会主义阵线秘书长林清祥的传记，以及前社阵助理秘书长傅树介在2016年出版的回忆录，岂不是也应该被丢入垃圾堆中？他们不也是同样出于个人目的，而尝试提出自己的观点吗？
首先，是覃博士自己引火烧身。在提呈给国会特选委员会的书面陈情中，他提出了两个主要的论断：第一，即“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政治人物”在过去的数十年中，经常散布“假信息”。
或许，这就是为什么在整个辩论中，最关键的发展是当覃博士似乎承认，就上述二人在这些历史性政策上的转变，他之前的分析可以被“改写”。而若这样做，他就默认了冷藏行动终究是基于安全原因而展开，而这是主流一贯坚持的说法。
有一些情况则是，共产党低层党员没有得到高层领导的明确指示就展开行动。同样，正是因为政治部的压力，阻止了共产党取得更集中的指挥权和进一步巩固其控制结构。
以下是几个相关的要点。
第二，他声称，从一开始，对于内部安全局于1963年2月展开名为“冷藏行动”（Operation Coldstore）的大逮捕行动，政府的官方说法是“这些人未经审讯被扣留”是因为“他们参与了试图颠覆国家的激进共产主义阴谋”，而这实际上是一个“谎言”。
覃博士早些时候在他的证词中指出，关于穆尔在12月7日的文件“需要在已经决定采取安全行动的背景下去理解，他们当时是为了给安全行动寻找正当的理由”。
因此，英国历史学家G.R.埃尔顿（G.R.Elton）建议，谨慎的学者必须“不断地留意自己的先入之见”，以避免“制造证据而不是从中作出推论”的诱惑。
覃博士似乎并不这么认为。他甚至和傅树介医生一起出现在后者的新书发布会上。我们是否可以得出结论，即只有那些认同覃博士观点的人物的回忆录，在学术上才是“可靠”的？
英国政治讽刺作家乔治·奥韦尔（George Orwell）在1946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没有任何作品“可真正摆脱政治偏见”，所有作家都存在着“将世界推往某个特定方向的愿望”。
令网民不解的是，一场探讨网络假信息问题的听证会，怎会演变成一场具技术性，有时甚至有火药味的学术辩论会？而争论的是新加坡战后历史的不同解读。
陈平和方壮璧都证实了，从1950年代至冷藏行动，新加坡的确存在共产党统一阵线（Communist United Front），也就是覃博士所谓的“共产主义阴谋”。
像福利巴士这类事件，由于政治部的镇压，共产党统一阵线在现实中，并不一定能在现场无时无刻地采取直接发出指示的策略。因此，他们可能真的是对事态发展的突然转变感到“始料未及”。
他在冷藏行动上的错误分析或是由于其学术研究欠缺严谨，而部分原因可能是他积极参与高调的政治评论和活动。
第二，即使覃博士没有这样的意图，有关新加坡历史的错误信息，在今天也可能会被敌对势力加以渲染和“武器化”，而成为在新加坡的公民和政府之间或在不同群体之间制造分裂的虚假信息。
第五，如尚穆根所说：“展开冷藏行动的决定是根据重要文件而做出”，即驻新加坡的英国高官：英国专员薛尔克勋爵（Lord Selkirk）及副手菲利普·穆尔（Philip Moore），于1962年12月发回伦敦的两封机密电报，而他们原本是对进行大逮捕的必要性持有强烈的怀疑态度。
覃博士和其他相同的“修正主义”历史学家，指冷藏行动的展开是出于拙劣的政治原因，而不是合法的安全理由，而该书从根本上批判了这种观点。
听证会出现的第二个相关问题是，覃博士重复了他的“中心论点”（central contention），即“没有证据显示在冷藏行动中被拘留的人，有参与任何以武力颠覆和推翻新加坡政府的共产主义阴谋。”
然而，前左派、资深马共历史专家陈剑却指出，在福利巴士等事件中，马共确实曾“把干部安插在领导位置”，但往往“无法控制事态的发展”。
（作者是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关系研究院 副教授、政策研究主任及国家安全研究计划协调人）
简而言之，正如尚穆根所指出，这并不是说“没有共产主义阴谋”，而是“有这样的一个阴谋，但它的组织并不严密”。其目的是酝酿而不是直接制造麻烦，并做好趁机利用紧张局势的准备，就像陈剑所说的：“点燃炸药的一根火柴”。
小说家威廉·福克納（William Faulkner）很久以前就警告说：“往事从未结束，甚至还未过去”（the past is never dead, it is not even past）。所以，为了尽可能准确地审视那段历史，我们理应具备更强的学术能力，否则就要面对后果。
尚穆根与覃博士的交锋，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又透露了什么呢？
第三，覃博士好几次认为马共领导人，如马来亚共产党（简称马共）总书记陈平和马共高层、“全权代表”（The Plen）方壮璧等人的回忆录“不可靠”。
换句话说，他的学术研究没有受到挑战是完全不确实的。
这是值得赞许的。但这也意味着，覃博士何时是学者和历史学家，何时则是有党派倾向的活动分子，就变得难以分辨。这种模糊性似乎已悄然影响了他的学术研究。
覃博士好像是在引诱政府上钩，而在法庭上以不屈不挠闻名的尚穆根则适时地回应了。这好比你在一只公牛面前挥舞一面红色旗帜，而当它冲向你，你其实不应该感到惊讶。
然而，如果在12月7日之前“就已经决定展开安全行动”，穆尔又为何在文件本身中明确指出，之前“除了间接的证据和陈旧的安全纪录，没有非常确切的依据”显示，受到共产主义势力渗透的社阵已构成潜在的安全威胁。
2015年4月1日，我在国家图书馆为我的著作《“原罪”？修正新加坡1963年冷藏行动的修正主义评论》（“Original Sin”? Revising the Revisionist Critique of the 1963 Operation Coldstore in Singapore，简称《“原罪”？》）举行了发布会。
他补充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位历史学家站出来，就我的学术主旨做出反驳。”这并非事实。
内政部长兼律政部长尚穆根与英国牛津大学历史研究员覃炳鑫博士在网络假信息听证会上的马拉松式激烈交锋，引起国人议论纷纷。
根据覃博士的漫画家朋友刘敬贤，覃博士“给人的印象是，他关注的是更多的开放性和民主，视此为实现更好治理和政策的方式，是一名寻求通过实际途径来实现自己理想的理想主义者。”
错误的方法论
同样的，薛尔克一周后在自己发出的电报中，也和穆尔一样，指因为出现“新证据”，他现在对共产党人渗透社阵的程度有多深，以及他们有可能在“机会出现时，采用暴力手段”已经深信不疑了。他在两周后再次表达了他的忧虑，坚持认为：“尽快逮捕新加坡的共产党人士将是明智之举。”
整份文件的基调说明，穆尔直至那一刻，仍未完全相信有必要采取逮捕行动。然而，从12月7日开始，他的态度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因为他引用了政治部来自社阵内部、关于该党受共产党人渗透的程度的新证据。
第一，它突出了错误信息的问题。错误的信息不仅包括错误的事实，而且还包括可疑或有偏见的论点。
（ 原载2018年4月4日《海峡时报》。黄金顺译。）
由于“缓慢发展”（slow-burn）效应的关系，覃博士的错误分析是会带来问题的。沉浸在覃博士的曲解历史和类似论述，年轻一代的新加坡人可能会患上历史健忘症，甚至更糟，以彻底的犬儒主义心态看待政府机构。
对于他的“中心论点”，我在将近三年前就已提出了批评。令人倍感奇怪的是，覃博士当时出席了发布会，这一点可以得到近百名与会者的证实。
是政治而不是安全原因促成了冷藏行动，覃博士的这个带有偏见的论点，就是一个提供错误信息的例子。
如果覃博士认为《“原罪”？》对他的“中心论点”的批评是有缺陷的，学术惯例是就此做出回应，揭露其错误之处，而不是完全视而不见。
最后，尚穆根与覃博士的辩论表明，为了更好地防范学术误导，并减轻它所造成的“缓慢发展”效应对公众的有害影响，有必要采取策略以促进学者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更密切合作。
为满足未来在行政、公民社会和经济方面的领导需求，新加坡得培养在心理和情感上既保持忠诚，数量又足够的本地人才，因此从长远看，覃博士的错误分析可能会对新加坡在这方面的能力起着破坏作用。
恶劣的影响
他坚称，展开“冷藏行动”是出于政治动机，而不是安全原因，以让建国总理李光耀在与政治对手的斗争中达到“政治目的”。
毕竟，持中立立场的学者，如新加坡历史学家龙仕锐便在该书的书评中说：“这是对新加坡战后历史的出色研究”；而新加坡政治历史资深学者、美国得克萨斯州大学奥斯汀分校教授托马斯·J·贝洛斯（Thomas J. Bellows）则说该书的“分析精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