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武汉官方是否在瞒报漏报信息？其动机是什么？被同一名患者感染的15个医护人员发生在何时？广东的两例人传人是何时发现的？为何直到14日才开始对旅客进行体温检测？既然对病毒病理和传播渠道等尚不了解，官方是如何给出“人传人风险较低”的结论？
武汉官方在通报疫情时，凸显了政府两个巨大的治理问题。一是公共管理者和公民的信息不对称。政府担心疫情引起社会恐慌和不稳定，因此尽可能隐瞒。殊不知，现代社会已经相当有韧性，真实的疫情信息的确会带来恐惧心理，然而正是这种恐惧感，迫使人们提高防护意识，主动去延缓甚至杜绝病毒的传染。
即便是在1月16日出现第二例死亡病例后，武汉官方19日的表态依然故作“轻松”，告诉世人“传染力不强”“风险较低”。于是，比较吊诡的数字出现了，20日凌晨的武汉卫健委指出，18日与19日突然出现巨大增幅，分别突增59人和77人。尽管事后有官方解释说，是因为新的检测试剂盒的出现，使得能够短时间检验并确诊，但人们的疑问依旧存在。
在感染人数方面，1月18日之前的报道里，所有新增病例为0到4，截至18日凌晨，总病例数为45例。一度香港的疑似病例新增人数比武汉还多。不少人觉得不可思议，为何传染病的源头城市似乎没任何压力，远在千里之外的香港、新加坡、泰国、日本等地的人却不断爆出病例？
第三个疑问是，政府在决定是否公开某些信息之前，是否考虑到对国际社会的风险？我的观察是，无论是WHO还是新加坡的卫生部门，都是紧跟武汉卫健委的公报，依据武汉官方公布的信息来做应对措施。假如，武汉方面存在纰漏，新加坡以及周边国家被感染该传染病的风险是否会被人为地扩大了？
二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在上级领导对下级具有绝对的人事权的背景下，地方政府面临巨大维稳考核压力。当地方政府遇到重大疫情或社会问题时，地方领导首先考量的是如何不被上级领导问责。在向上级汇报信息时，官员往往选择报喜不报忧，并尽可能杜绝一切其他网络或媒体报道，避免让上级了解本地的危机。这样的做法极大地增加了应对危机的成本，也常常会给本地人民甚至其他国家带来风险。
对比2003年的沙斯，不难发现，中国官方在应对武汉肺炎的策略几乎一致，即通过封锁消息来管控疫情。沙斯初期，由于政府和医院的隐瞒，甚至为了欺骗WHO派来的调查专员将病人装进救护车，或将病人转移至那些没有治疗沙斯能力的医院。直到后来外国媒体采访蒋彦永医生才得以曝光。因为早期的隐瞒，大量的病人和医护人员缺乏防护意识，病人和医护人员交叉感染的案例非常普遍。
直到20日中央派专家组到武汉，才有呼吸道疾病专家钟南山公开表述：“肯定人传人”“广东有两例”，而且“这个疾病刚刚开始，也处于一个爬坡的阶段”，以及15名医护人员因接触同一患者感染武汉肺炎。口径一变再变，关注武汉肺炎者在看到这些信息时，内心必然很不是滋味。
2003年的沙斯曾波及数十个国家，中国患者高达5327人，死亡349人；而新加坡也有206人感染，34人死亡。人们的担忧在于，如果这次的武汉肺炎与沙斯有同样的杀伤力，且同样没有对症的药物，是否会再次导致大规模传染，给中国以及周边国家甚至全世界带来灾难？
首先是为何官方始终在暗示社会：该病不可怕？从一开始称不会人传人，到有限度人传人，再到不排除人传人的可能性，后来才有钟南山首次明确“确定会人传人”。假如能够一开始就告诉世人“不排除人传人”，那疫情是否会在早期就得到更好的控制？
之所以让人们紧张是因为武汉肺炎与2003年沙斯（非典型性肺炎，SARS）有相似之处：如均由冠状病毒引起。本文通过观察武汉的应对策略，也反思其背后的深层原因。
（作者是新加坡管理大学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武汉肺炎无疑是过去一个多月以来最牵动人们神经的大事件。这种由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肺炎，因其在武汉被发现，且大部分患者来自武汉或者去过武汉，而被称为武汉肺炎。
而17年后的今天，情况依旧如此。网上流传的照片显示，不少疑似病患不带口罩前来就医。归根结底，这是官方过度暗示大众“不传染，风险低”的后果，病人和医务人员难以形成防护意识。倘若官方一直封锁消息，并对WHO以及它国采取隐瞒策略，所有国家都将再次面临极大风险。
综合各方面消息，人们难免对武汉肺炎的防控充满着疑虑。自12月8日首例患者确诊，1月7日明确病原体为“冠状病毒“以来，1月14日世界卫生组织（WHO）以及武汉卫健委报告称“没有证据显示人传人“，17日通报指出“有限度人传人”，19日终于勉强说“不排除人传人可能，但持续人传人风险较低”，且“可防可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