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假结束后，如果没有合适的照顾者，必须送托婴所，每个月的支出大约1000多元到2000多元不等。笔者小孩的托儿费是每个月2050元。孩子出生之后，相关支出持续占家庭支出的相当大比率。我认识的好几对夫妻告诉我，他们自孩子出生后，几乎成了月光族。笔者相信，很多人对这些高额的养育成本望而却步，而选择当丁克族。
笔者在经历过育儿的诸多挑战之后，更加理解为何很多人不养孩子；也想基于个人经历和一些案例观察，探讨有利于提高生育率的政策方案，供读者讨论。
第四，推出新的孕妇产检的专用假期。目前孕妇产检通常只能用自己的普通病假（14天左右），而现实情况是，孕妇须要进行前后10余次医疗检查，同时也跟常人一样会生病，且生病了很多药不能用，恢复时间更久。因此，笔者建议，应当给予孕妇额外的孕检特别病假，比如10天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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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提高生育率，社会就须要承担更多责任来改善育儿环境，学者和决策者也应该系统地研究和讨论育儿家庭所面临的真实困难，和育儿意愿偏低的根本原因，以便找出提高生育率的激励因素。笔者认为至少在如下几个方面是可以做到的：
相信大部分年轻夫妇并不排斥有小孩，可现实让他们不得不拒绝育儿。原因很多，既有养育成本高的因素，也因现代社会对女性的经济期待已经改变，社会期待她们跟男性一样，自己赚钱生活和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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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全面评估和改善育儿设施。比如从育儿家庭尤其是母亲的切实需要出发，检讨所有的办公场所、交通道路、公共设施等存在哪些具体的问题。几个具体的建议如，人数超过20人的机构都应当有育婴室和存储乳汁的冰箱；给地铁划定女性专用车厢；医院附近的交通灯可设定孕妇儿童老人专用按钮，延长过马路的时间；所有人行道路应当考虑婴儿车和老人轮椅的通过问题。
对新加坡年轻家庭而言，具体的挑战来自多个方面。笔者发现，社会环境和工作文化各个方面都存在不利于提振生育率的因素。首先最大阻力就是高额的育儿成本。从怀孕开始，家庭就必须为孕检、保健、住院以及婴儿用品花费大量金钱。孩子出生以后的费用，大约每个月需要数百到上千元不等，这还不包括月嫂、帮佣等大笔开支。
依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新加坡的生育率在过去30年持续下降。如果不考虑移民填补的部分，这意味着新加坡人口快速锐减。这对整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文化方方面面的负面影响是深远的，如人口老龄化、医疗支出高、劳动力短缺、创新活力不足、经济增长乏力等等。
一个可能的做法是，延长父亲产假，为产妇延长带薪产假和低薪产假一年至三年，产假期间的工资应该由公司和政府共同负担。或许有读者会说，芬兰和丹麦等产假最为慷慨，但生育率也就1.8左右；但新加坡的生育率如果能回升到1.8左右，也是巨大的政策成效。
首先是经济上持续补助育儿家庭。尽管当前政府已经提供不少育儿津贴，但如果参照加拿大等国的育儿福利，还有很大的提高空间。政策制定者或许可以做一些广泛的家庭调查，计算和评估家庭的育儿负担。这些负担可能不限于雇用保姆或托儿所、购买婴儿食物和用品等直接花费，可能也要考虑因养育而损失的工作收入等等。
对于新加坡2020年1.1的低生育率，相信很多国人、政策制定者以及学者都感到担忧，因为这远远低于合理的人口替代率2.1。
以工作为中心的文化和观念的转变，也对生育动力带来冲击。从小开始，社会灌输的思想就是要学习、工作和赚钱。工作和钱成为个人和家庭的核心目标，这与养育下一代有着本质的冲突。公共政策方面也鼓励产妇妈妈尽快回到工作岗位，既要全日制工作，又要看孩子。
三是评估是否延长育儿假，同时给父亲更长的产假和育儿假。本地的父亲产假育儿假严重不足，比如笔者在小孩出生期间只有三天假期，而当时生产住院就用掉两天，这让丈夫无法在关键时候给妻子适当的支持。
在硬件方面，如公共交通不便、育儿设施不足等等也有待关注。例如，孕妇有时会发现，一些交通灯让行人过马路的时间太短，她们不够时间安全过马路；带小孩外出会发现，不少地铁站要绕很远才有电梯，或者送小孩去托儿所途中，发现不少道路婴儿车无法通行等。
地铁也没有女性专用车厢，绝大部分地铁站更没有母婴室。这些多是不利于育儿的因素。或许有人说，提供了这些未必就能提高生育率，但实际上，这些便利设施能大大减轻家庭的育儿负担、平衡育儿家庭的养育责任和生活、提高育儿家庭的福祉。
对于一个有幼儿的母亲而言，即便有帮佣，孩子白天也送到托儿所幼儿园，有幼儿的母亲依然会非常疲累，永远没有睡好觉的机会。这种艰辛会不断传递给未婚的年轻人，他们看到养育孩子如此辛苦，而且“养儿防老”等观念已经不管用，实用主义的念头会阻止他们生养子女。
此外，母婴室短缺似乎是一个普遍现象，比如绝大部分工作场所没有母婴室，或者专门用来储存母乳的冰箱。一些大型建筑内育婴室不足，笔者常遇到多人在育婴室外面排队，而不得不去厕所哺乳的情况。
（作者是南洋理工大学公共管理研究生院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