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通常认为，母亲的工作会导致亲子互动时间有所减少，但这种观点饱受非议。美国一些研究显示，母亲的工作并不一定会缩短亲子互动，相反，职场母亲会牺牲睡眠或休闲娱乐来弥补，提高亲子的陪伴时间。关于母亲就业和儿童发展的文献虽然很广泛，但没有实质的定论。母亲就业对孩子发展利弊，一般相信与一系列因素有关，包括母亲就业的类型、工龄、育儿风范、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以及育儿安排的质量等。
综上所述：第一，受教育程度低并从事低技能工作的母亲，其孩子在学业上表现不佳。社会经济学家Naila Kabeer指出，面对“时间紧缺”的女性，特别是低学历低收入的职业母亲，除工作之外还需要花冗长的时间做家务。本应育儿的时间转移到了工作，有限收入和资源反而降低了孩子的学习环境。第二，受教育程度高的母亲就业，会增加对孩子学习活动的投入。教育程度较高的职场母亲工作时间灵活，较高工薪可以投入更贵的私立学校和聘请额外的校外辅导老师。
自上世纪以来，尽管一些国家的趋势有所减缓，女性如今已成为全球劳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据统计，新加坡参与劳动力的女性，从1970年的28.2%上升到2016年的60.4%，增长比率令人瞩目。参与劳动力的女性不仅带动了市场经济发展，也为家庭带来额外的收入。但对职场母亲而言，在工作的同时兼顾家庭，是一项重大挑战。大多数女性在完成忙碌工作之后，回到家中还要承担家务和育儿的“第二轮班”。职场母亲对育儿的影响引起了广大公众和学者的重视。
（本系列为国大家庭与人口研究中心提供的研究简要，由不同专家学者执笔，每月第一个星期天刊登）
诚然，经济资源富裕的母亲以私立学校、课外辅导和私教，取代和儿童在一起的时间，实质上也是一种权衡，而这些额外的财力保障，会相对促成孩子拥有高效的学习成绩。
我们的调研结果与英美两国类似，职场母亲饱受时间限制的煎熬，能否抽出宝贵时间参加学校活动，成为她们最大的困惑。在家工作的母亲将工作、育儿活动相结合也许并不困难；可对于受教育程度较低又在外就业的女性而言，不灵活的工作时间和地点，限制着母亲参与学校家长会或在家辅导孩子的课业。但教育程度较高又在外就业的女性，可以较灵活去调整工作时间并参与家长会和辅导子女课业。此外，兼职多份工作的女性由于长时间体力透支，难以辅导孩子课业。因此，母亲协助学校相关工作，是将母亲职业和孩子心智发展紧密相连的重要因素。
对此，我与美国马里兰大学的Feinian Chen博士和Sonalde Desai博士研究调查了印度母亲就业，与8岁至11岁在校儿童阅读和数学成绩之间的关系。
我们发现，母亲就业与孩子心智发展之间的关系，取决于母亲的工作性质。印度的职场母亲一般极少能参加与学校有关的活动，她们的孩子在数学和阅读能力偏向劣势，但这并不能反映母亲职业的多元性。无论是在家工作的母亲（自由职业、务农、畜牧生产或致力于家族企业）还是全职妈妈，她们子女的成绩都处于同一水平。若母亲在家庭以外工作或担任多项工作，她们子女数学和阅读的能力均有不足。然而，对教育程度较高的职场母亲而言，这种关系截然不同，她们的子女在学习上具有明显优势。
母亲就业对孩子发展利弊，一般相信与一系列因素有关，包括母亲就业的类型、工龄、育儿风范、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以及育儿安排的质量等。
我们的研究对公共家庭政策有着深远意义。首先，建议相应政策提高女性工作的灵活性，和提供丰富有效的社会资源（如高质量的托儿服务和课后托管等），来支持女性平衡工作和育儿。发达国家的例子显示，工作场所灵活性有助于职场母亲平衡工作与家庭。其次，政策有需要特别关注社会经济资源低的在职母亲及其子女。政府和私人雇主应配合提供额外补助（如托儿津贴、奖学金和教育举措等）提高孩子的学业成绩。最后，学校应充分认识到职场母亲的时间紧缺，尽量配合家长参加家长会的时间。学校过于依赖家长的制度需要转换，应当履行教育义务，改善儿童的学习成绩。
通常在工作、婚姻和育儿的角色转变中，女性权衡利弊后，最终会选择婚姻和育儿，退出劳动力。2016年，新加坡25岁至29岁和40岁至44岁参与劳动力队伍的女性比率相差10%，这表明婚姻和生育在女性退出劳动力市场中扮演着尤为重要的角色。尽管相差比率自2007年已经缩小，但在过去四年中仍保持相对稳定。新加坡极需女性积极参与劳动队伍，以便弥补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的萎缩。与此同时，大力培养儿童是确保经济活力和良性竞争必不可缺的重要因素。为此，深入研究母亲职业对孩子发展的影响，以及支持职场母亲和帮助她们的子女尤为重要。
职场母亲可能对孩子的发展带来积极或消极的影响。职场对母亲的时间需求，可能会与照顾和教育孩子的时间冲突，但职场所带来的额外收入和自信，又有益于培养子女。研究显示，相比女性与男性的收入，前者更有可能专注投资于孩子。然而，在平衡工作、育儿以及家务时，母亲所产生的压力和疲惫感，都有可能对孩子产生负面波动。
人文亚洲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学助理教授、国大家庭与人口研究中心（CFPR）的研究员；翻译吕淑雅是CFPR研究助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