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会问，为什么同是华人社会，在台湾和香港，教育科研界的这种人情文化的负面影响要少很多呢？这当然还涉及另外两个问题：一是舆论监督，不端行为，可以随时被揭发曝光；二是有较为健全的投诉和申诉机制，遇有不公，可以投诉申诉。
这类高端人才，数量有限。以今日中国的雄厚财力，每每扶贫援外，出手不凡，国家财政用于数以千万计的“吃皇粮”者，每年耗费亿万，其中所养冗员、闲员不少。乃不至于事涉所需精英人才，会成为难题。
因为中国人讲人情、讲情面，对于掌握资源者，倘若无硬性规定和外部监督，对于有关系者和熟人的请托，往往无法拒绝，通常的结果就是牺牲公平，照顾熟人。所以，硬性规定有其存在的理由，也是避免人情漏洞的一种较为透明，较为公平的方法。
由于这两方面都涉及政治体制，短期内可能难以改变，那么是否还有其他出路呢？办法也不是完全没有。
2000多年前战国时期，各国争雄，齐国孟尝君，开门养士，网罗各国人才，门下食客三千，乃至鸡鸣狗盗之徒，都为其所用。
另一方面，他们由于长期在国外生活，或者长期专注于学业，其中的许多人在社会交往方面，面对国内交往复杂的人际关系，往往“水土不服”，常常在归国以后，在国内职场竞争中，因为一些非专业能力的原因，而处于劣势。一些人不得不又回流海外，或因此而沉沦，造成人才浪费。
在这个事件中，姜文华固然有自身严重的心理问题，但在中外历史中，在科学家群体中，有类似心理问题的人并不少见。许多有天分的科学家，不少具有不同程度的偏执性格与精神问题。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有一个妇孺皆知的数学家陈景润，以其在解决哥德巴赫猜想上的贡献，而被誉为摘取了数学领域里“皇冠上的明珠”。陈景润也是一个有偏执性格和一定精神问题的人，只不过他当时所处的时代不同，生活虽然清贫，却无谋生之忧。
今日海外高端人才，学成归国，万里来投，本身就是爱国之举，也是国家和民族的宝贵财富，理当珍惜、珍重。对之应有更多的、政策层面的宽容和厚爱。
今日国家之间的竞争，实际上就是人才的竞争，从芯片开发，到人工智能，从技术的更新换代、到“瓶颈”攻关，都须有掌握当代最前沿知识的、一流的创新性人才。
这样说并不是要回到过去的时代。中国体制改革的一个方向，就是打破大锅饭、铁饭碗，以提高效率。虽然在旧的体制下，也出过一些人才，但更多的是弊端：走后门、讲裙带关系、近亲繁殖、滥竽充数、缺乏竞争、没有效率，乃至在科技领域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越来越大。
中外教育体制不同，这些年来，国内文凭泛滥，监管缺失，博士满天飞，虽有大批真才实学者，但鱼目混珠者、滥竽充数者也不少。相对而言，欧美发达国家因体制较为完善，从这些国家留学回来的博士以上人员，有真才实学者居多。这些人有两个特点：一方面掌握有当代最前沿的科技知识，属于科技精英，与国内的同类人员相比，他们的知识含金量、国际视野、对最前沿科技动向的了解和把握，外语沟通能力和与国外科技界的交往渠道，通常都要高一些。他们掌握中国最需要的科技才能。
作者是中国旅美学者
可以考虑，在肯定教育科研界在体制改革，鼓励竞争，提高效率所作的有益探索的同时，须要兼顾效率、公平和人性化。不妨从国家层面，对于海外归来的高端人才，实行一定的优待政策。
对于这类海外归来的科技精英，如博士以上人员，国家不妨给予特殊政策，以扬其长而避其短。纵不说给予多少科研经费、住房待遇等等，最低限度，给一个终身的，或较长时间内无后顾之忧的饭碗，以免其陷入他们并不熟悉和适应的国内职场环境，陷入复杂的政治和人际纠缠，以充分施展其才能。
在目前的中国，舆论传媒属于当局严格控制，以维稳和宣传正能量为第一考量，不像港台那样，传媒有一定的自由度，可以随时曝光某个丑闻。而投诉和申诉机制虽不能说没有，但象征意义多于实际意义，成功概率很小。
应当承认，在中国，这些年来，教育科研界为打破旧体制和提高效率，作出了许多努力和探索，如逐渐形成了那种硬性考核指标和规定，如六年内非升即走，考核发表文章的数量和档次等等，虽然这被批评为不那么人性化，但似乎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以中国的人情文化和体制因素，凡是没有硬性规定的地方，往往就成了关系学的天下。
一个美国留学博士，高端人才，海外归来，报效祖国，却穷途末路，乃至以一介文弱书生，学富五车，却冲冠一怒，为五斗米，而以命相搏，岂不悲乎！
复旦大学最近发生了一个举国震惊的事件。该校海归数学教师姜文华，在解聘之际，杀害了其所属学院的中共党委书记王永珍。这是一起刑事案，主角姜文华无论出于何种理由剥夺他人生命，都应当受到法律的严厉惩处；这也是一个悲剧，折射出一个值得思考的更深层的问题。
中国聚焦
以今日中国幅员万里，人口亿万，何至于竟无一个海归博士的容身之地？以今日中国雄踞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巨大财富，何至于缺了这升斗之粮？一个是海归博士、数学专家，一个是“党的好干部”、体制中坚，何至于要为这一席之地、五斗之粮，而血溅五步，于国于党，损失两位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