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西方式的现代治理，讲科学，讲理性，还是东方式的中庸治国，讲中道，讲仁政，都不主张走极端。那种无视常识和潮流的“不信邪”，并不值得称道。
国家治理的第二境界是中道化。所谓中道化，就是中庸治国，不偏执，不折腾，避免极端化，不是“不信邪”，而是顺应天理、人心和潮流。这一境界虽然不是基于现代科学理性，而是源于中国几千年的政治智慧，但它与现代化是可以兼容的。因为当整个外部世界、社会潮流和人心所向都受到现代科学的影响时，顺应人心和潮流，也就是与时俱进，间接地接纳现代科学。
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也不能理解为就是法家路线的现代翻版：无远弗届的超级权力，一竿子到底，一言九鼎，言出法随，令行禁止，说一不二。说封城，就封城，严防死守，不惜代价。说放开，就放开，各安天命，也是不惜代价，可以毫无障碍地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
中庸治国，虽然无意创新，而有随大流，“抄人作业”之嫌，但这总比为了标新立异，一意孤行，最后以烂尾收场要好。
当年脱离实际的全民大炼钢铁，处处高炉，红旗招展，人声鼎沸，虽然场面壮观，却终归是胡闹。人民公社、大跃进、大锅饭、公私合营、统购统销、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纵然愿望良好，却终因违反经济规律，而导致温饱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
中国过去当然也有值得称赞的成就，如改革开放40年中，经济高速发展，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这恰恰正是由于顺应世界潮流和人心所向，尊重科学，尊重市场法则，尊重客观规律，追求现代化，不折腾，不偏执的结果，是对苏式原教旨主义的偏执狂热病的一种修正。
在国家治理上，中国过去曾经有过诸多教训。被认为的制度优势，到头来却导致事与愿违，结果难堪。
苏式原教旨主义有一种通病，那就是总试图以主观意愿去“改造世界”，不顾客观规律地折腾蛮干，虽壮志和激情可嘉，但在世界各地的实践，无不以灾难收场。
计划生育，雷厉风行。罚款拆屋，入村捉人，强制结扎流产。到如今政策180度反转，放开三胎，鼓励生育，却仍难阻止人口下降趋势。
治国理政，纵然不求第一境界，不谈管理现代化，不喜欢“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不学西方治理模式，尊重科学，专家治国；退而求其次，求第二境界，即以中国数千年政治智慧，中庸之道治国，凡事取乎中，不偏不倚，不前不后，不左不右，顺应潮流，借鉴他人经验，尊重常识，兼顾天理人心，亦可左右逢源。虽无创意，独树一帜，至少追随大流，迎合主流，避免了一条道走到黑的风险，纵有偏差，责在主流，不失回旋余地。
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不能理解为就是一个技术装备的现代化，以为就是大数据、防火墙、网络监控；城乡遍布摄像头，全覆盖、无死角；行程码、健康码，个人行踪全程掌握。
对于今日中国，经过三年大疫，教训不少，像防疫这种非常专业、事关民众健康生死的事情，还是尊重医学专家的共识，借鉴他国防疫经验比较稳妥。不仅仅是防疫，其他还有像经济建设、行业管理、国企民企、房地产、互联网平台、教育培训、文艺创作等等，都须尊重经济规律和各方意见，避免任性而为。
国家治理其实有两种境界。
（作者是中国旅美学者）
近些年来，在中国一直有一种主张，就是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经过这些年，这一目标是否达到了，或治国理政的水平是否有所提升？从冠病疫情流行三年中暴露出的问题来看，中国仍然任重道远。
其实，无论是西方式的现代治理，讲科学，讲理性，还是东方式的中庸治国，讲中道，讲仁政，都不主张走极端。那种无视常识和潮流的“不信邪”，并不值得称道。有走极端的能力，并不等于应当走极端。那种从一种威权主义美学的角度，去欣赏走极端的能力和实践：无所不达的权力，东西南北中，尽在掌握中，举国上下，一声号令，动作齐整，收放自如，并将之当作制度优势、政治优势和特色模式加以推崇和推介，嘲笑他国缺乏这种能力，何不来抄我“作业”，显然是误入歧途，最终不免尴尬。
除了宗教人士心目中的上帝，世界上并没有全知全能的人。一个人终其一生，能在某一职业上有所成就，出类拔萃，已属不易。哪有政经民生、医疗防疫、文学艺术，横跨百业的跨界天才，事事可以指点江山，超出业内行家？
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也不是唯政治化。譬如防疫和抗疫，就要尊重医学专家的意见和共识，避免用政治认识取代医学认识。将医学问题当成政治问题，别人用某种方式防疫，为了体现自己的制度优势，偏要选择另一种方式，以显示体制的区别和文明的高下。
第一境界是现代化。所谓国家治理的现代化，首先就是要尊重科学。用现代科学的思维来管理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