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念不能当饭吃。靠精神的灌输来弥补物质的匮乏，靠柏林墙式的内外隔绝的封闭，加上不真实的宣传来营造一种虚假的幸福，终究不能长久。在中国，有人回忆：文化大革命后期曾因领袖去世而担心幸福不再，后来，“国门一开，神话不攻自破”。一个神话之所以会不攻自破，就是因为它的虚假，偏离了真实。这正是当年苏联人最终会丧失“理想信念”的原因。
近年来，在中国，有一股回归原教旨主义的思潮。这股思潮的兴起与两个认识有关。其一是认为40年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是因为偏离了原教旨主义，以为可以通过回归，来解决这些问题。其二是片面地总结苏联“亡党亡国”的教训，将原本也是结果之一的“理念丧失”当成原因，以为理念决定一切，以为可以唯心主义地靠理念立国，以为只要理念代代相传，就可以永保江山。看不到为什么理念最后会丧失，看不到理念丧失背后更本质的原因。
一个曾经令人生畏的庞大帝国的瓦解，无论对西方还是对毗邻的中国，从地缘政治、国家博弈和国家安全的立场看，都是有利的。对中国而言，那个侵占中国领土最多的历史宿敌，那个不久前还曾兵戎相见，被称为“北极熊”的敌人不打自倒，自我瓦解，解除了中国长期来自北方巨邻的庞大军事压力，客观上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和平环境。
理念丧失是结果非原因
有一种观点认为，在苏联，当“亡党亡国”的危机来临时，竟然无人去挽救它，原因就是因为理想信念的丧失。
（作者是中国旅美学者）
苏联的崩溃，俄罗斯民族所遭遇的这段历史挫折，对于中国来说，至少可以提供如下启示。
一个不真实的“理想信念”，以及靠这种不真实的“理想信念”维持的帝国，失去了，有何可惜？为什么要去挽救它？任何一个国家和社会，都不缺乏真正有血性的男儿。问题只在于，这些男儿在历史关头会如何选择？
为什么偌大一个苏联会忽然间亡党亡国，俄罗斯民族为何会遭遇这一历史性挫折？在中国，人们有不同的理解。
其实，自布尔什维克建立苏联起，思想灌输和舆论宣传，就已经成为苏联社会管控一个极为重要的部分。70多年的理想信念的灌输和宣传舆论的管控，不可谓不够深入，不可谓不够精细。之所以会出现从当初的卓有成效，使人深信不疑，乃至席卷半个地球，引无数人为之献身，到后来的“理想信念的丧失”，这不是“丧失”本身可以解释的。这种丧失本身只是一个结果。
一个不真实的“理想信念”，以及靠这种不真实的“理想信念”维持的帝国，失去了，有何可惜？为什么要去挽救它？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社会，都不缺乏真正有血性的男儿。问题只在于，这些男儿在历史关头会如何选择？他们的勇气是表现为登高一呼，万众响应，抛弃旧体制；还是逆潮流而动，抱残守缺，作困兽之斗？当所有男儿都不愿意为维护现存体制而奋起，可见当年苏联的体制和社会现实，是如何不得人心。
不可否认，作为操盘者的戈尔巴乔夫个人的政治误判，失败的改革路线，固然是苏联崩溃的直接原因，但是，偌大一个帝国，如同纸糊的牌坊，一推就倒，显然有更深层的原因。
在今日中国，正确总结苏联“亡党亡国”的教训，继续坚持邓小平所开创的改革开放路线，才是避免走回头路，避免重蹈俄罗斯历史性挫折的覆辙，保持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国家稳定，实现民族复兴的正确道路。
发展才是硬道理。当年邓小平之所以要改革开放，正是看到了苏式原教旨主义的误入歧途，所以他说“发展才是硬道理”。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这才是立国之本，这才是国家安全、政权安全的王道。中国这40年的发展，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发展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是改革开放的结果。打开国门，解放思想，发展市场经济，破除旧体制的藩篱，放宽社会控制，激发社会活力，这才是中国这40年来发展成功的原因。
不过，作为一个亡党亡国的活生生例子，俄罗斯的历史挫折对于中国，特别是对于中共来说，却提供了另一种借鉴和教训。
苏联末代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的去世，在中国引发人们对当年他的改革路线的失败和苏联崩溃的反思。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对俄罗斯这一段历史的评价，涉及意识形态。从意识形态来看，中国虽然曾经抨击苏联修正主义，曾经一直高呼要打倒这个“社会帝国主义”，但当苏联真的倒下之后，许多中国人不是像看到美国发生灾难时那样，拍手称快，反而有一种怅然若失的悲戚，好像是看到一个师出同门的大哥，一个同一战壕的战友突然倒下，有一种感同身受的悲哀。这么大一个党，这么大一个国家，说垮就垮了，竟然无人去挽救它。痛惜之情，溢于言表。
思想教育和舆论管控不是万能的。将精神灌输、宣传洗脑当作立国之本和护国神器，这是苏式布尔什维克原教旨主义陷入的一大认识误区。思想教育和舆论管控虽然有一时的作用，但那是“末”，而不是“本”，治国不能本末倒置，舍本求末。况且这一治国之道，也背离被视为布尔什维克教义的三大理论基石之一的唯物主义，因而是自相矛盾的、唯心主义的。按其所推崇的唯物反映论，认识是对客观存在的反映。然而，那种报喜不报忧的片面宣传，那种扭曲真相、将事实A导向非事实B的舆论导向，却是完全有悖这一反映论原则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