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推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到底何在呢？找到了这个问题的答案，也就大体确定了中国市场未来的预期和政策选择的方向。

这些质疑和预判至今都证伪了，因为中国的经济始终保持着快速增长，尤其是冠病疫情以来，中国经济一枝独秀的局面更为突出。而贸易战、科技打压和经济制裁，则让中国清醒地认识到发展瓶颈之所在，从而进一步明确了未来的方向，中国的发展不会止步。

中国社会对于教育的超常重视和不惜代价的投入，精英群体着眼于全球范围内的阶层攀升，对于功成名就的苛求等等，大都可以归结为儒家道统所奠定的内心驱动力。这种精神加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目标导向，迅速使社会各个阶层将个人价值实现与经济发展融为一体。

当然，像其他现代化启步较晚的国家一样，中国发展经济具有所谓的“后发优势”，借用了西方国家100多年间所积淀的各种技术方法和管理经验，省去了许多原创技术的漫长过程和巨大成本，这毫无疑问也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成因。

总之，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当今时代，东西方势将走上竞争倾轧之路，最终的结果尚难定论。但在历史的维度里，从来没有始终保持的优势，也没有永远不变的制度或价值，唯有直面问题才是正确的态度；而在这方面，似乎眼下的中国做得更好一些。

即使到了当前时期，中国社会仍然呈现出四次工业革命并行推进的特征，甚至农耕社会的痕迹在某些地区犹存，城镇化的过程远未结束，可以说发展机遇到处都是。处在这种发展状态中的经济体，本身就具有快速提升的特点，其他工业化较晚的国家也都如此。

体制原因最为基本。自从40多年前调整基本国策，放弃“阶级斗争为纲”之后，中国各级政府的职能就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如何发展经济，提升各自辖区的经济总量，成为几乎每一位官员的首要任务。中国的体制可以使政府官员专注于中央倡导的经济活动，而无须将精力消耗在讨好选民的情绪之上。

中国最近几十年的发展成就令世人瞩目，但对于个中原因却并无一致的结论。按照通常的说法，中国是因为引入了市场体制，借此激活了劳动力、土地等本土生产要素，再加上外来资本和技术的作用，共同促进了生产力提高和社会财富的快速积累。

同时因为政府的商业行为更具公共导向，社会公益设施和基础建设顺理成章地成为首选投资领域，从而一举破解了许多国家受困其中的公地悲剧和私权至上的掣肘困境，大大提高了行动效率，并为经济持续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当然，中国的发展模式也面临诸多问题，如政府全能主义带来过高的社会管理成本，统合文化造成解构和创新能力不足等，尤其是面对西方的警觉和排斥，如何保持自身特色的同时，又可融入西方主导的全球化等等，这类问题越来越突出。但这些都只是操作层面的挑战，并未触及中国发展内在的动力。

客观而言，政府对于商业活动的推动作用，比企业更明显，由公共机构注入的土地、资金等生产要素，事实上也远远超过了企业。这种做法虽然造成经济结构中投资占比过高，政府债务的增速也较快，但对于经济总量的提升效果极其明显。

苏联模式看起来百无一是，但在组织调动社会资源、集中力量打造产业基础和应对危机方面，是有可借鉴之处的。西方社会在分析苏联解体的成因时，不加解构一概否定，或者简单归结为集权体制和计划经济的失败，明显存在先入为主的误区。

但中国的优势更为明显，无论从地域广度、发展不平衡程度等客观环境看，还是从人口、土地、资本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总量看，中国的规模和潜力都是无可比拟的。因此，其增长的持续性和优势衰减的周期，都将超过此前任何一个国家。

经过数十年的改良实践，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架构和政治方式，已经超出了西方社会传统的认知范畴。这使许多西方人士在感受到中国模式所带来的竞争压力的同时，却无法客观准确地剖解其中的机理，而只好简单地强调价值观的优劣，或者翻出历史上的黑色记忆给中国贴标签。就像一个已经实力不济的拳手，一定会拼命指责对手作弊一样。

但这种基于私有产权、主体自治和市场无形之手等要件化的分析思路，与中国的实际情况并不相符，而只是对西方既往经验的简单套用。中国的改革虽然打破了公有制一统天下的格局，但产权私有从来就未曾成为主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并非“无形之手”自主调控的经济体系；公共权力与个人私域之间更不存在截然的界线。中国的崛起与这些常见因素有一定关系，但这些因素并未起到决定作用。

经济利益导向下的文化观念，虽然诱致了一些腐败失信、金钱至上的不良现象，但却解决了对于经济发展至为关键的人文支撑和内心驱动问题。

作者是中国金融法律行为研究会理事

这种作法虽然可以维持心理上的一时满足，但实际上是在回避问题，绝非解决问题之道，反而使西方国家认识不到中国真正的实力所在，更不会削弱中国社会发展不竭的动力。

人文环境同样至关重要。新教伦理对于资本主义的确立具有重要意义，而儒家道统内在的人文精神，对于经济发展的驱动同样不可小觑。传统儒学虽然“重义轻利”，但这只是农耕时代的“治术”，儒家精神真实的正统是“诚意正心、修齐治平”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之类的信条。这些信条在将世俗活动神圣化，进而激励社会各个阶层不懈奋斗的效果方面，更胜于宗教教旨。

中国的发展还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动力因素，那就是中国政治运行和社会管理方式无时不刻地在实施着改良，而改良的参照体，既包括西方成功的经验手段，也包括认真汲取苏联解体的教训。

中国经济起步不久，即遇到了苏联解体和东欧社会形态巨变这一划时代的历史事件，自然不会错过从中汲取教训的良机，中国对苏联和东欧教训的剖析，比任何其他国家都深刻精准。在中国精英阶层中，苏联解体直接的原因是执政党自身建设的不足，这类观点更为流行，两相对照，很快就找到了避免重蹈覆辙和保持持续发展的诀窍。

也正是由于这些缘故，许多西方人士在逐步了解了中国的实情，进而发现预设结论的草率之后，转而认为中国的市场机制存在致命缺陷，信誓旦旦地宣称中国模式不可持续，甚至断定中国经济行将“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