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者说，中国市场的活力还远未释放出来，管制政策过多过泛的状况依然严重，城乡二元割据持续存在，大量生产要素尚未进入市场，以产权为核心的激励机制尚不完善等。
但这些问题总体上是确保改革基础不被颠覆的必要代价，是维护安全与稳定大局之所必需，有些则可归为政府执政风格和能力的反映，决不是改革方向的调整，更不存在与西方决裂对抗的战略安排。也正因此，可以说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还处在早期，改革红利远未释放，上升空间仍然很大，经济增长的潜力很足。
这种展望虽然人皆共知，这种韧性和趋势也似乎若隐若现，却正是许多国家或族群所无法接受的，围堵和唱衰因此而无可避免，并且一直会持续。所以，改革、经济韧性、上升空间和围堵打压等，指向的实际是一个问题，是基于不同立场而在中国社会发展这件大事上，各自做出的不同选择。最终的答案只有历史能够给出。
这些体制上的因素如果能通过改革予以消除，如果按人均计算的各类经济和社会指标都达到世界前列，以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势必会变成全球秩序和价值的引领者。
回首过往，中国经济的发展路径并不复杂。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效仿苏联实行计划经济，只有集中统一、自上而下的政府行为，几乎没有市场的存在。改革开放之后先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很快升级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保持至今。当然，如何冠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一庞大的经济体实质上是怎样运作的。
但重农抑商的传统，小农自然经济文化传承，公有制的上位逻辑等，决定在中国建构自由市场的难度非同寻常，必须从文化反思和体制重构的深层开启。现在看来，清帝退位、军阀割据，内战外战，甚至社会主义革命等轰轰烈烈的过往皆是序章，正是历经历史洪流的反复荡涤之后，市场化转型方才具备可能性；否则，3000年秦制之下很难孕育出人本至上的市场经济来。
实事求是地讲，改革开放的本质就是市场化，是政府让位于市场的过程。改革措施主要是按照全世界通行的做法，来建构中国的商品交易市场，为此要确立产权制度，建立法治秩序，放开资本、劳动力、土地等基本生产要素的流通。相应地，政府职能也必须转变，包括放弃政府统管一切的做法，向市场释放原来由国家直接掌控的各种要素资源，用法治而非行政的方式维护市场秩序等。
中国概念的资产最近吸引力倍增，而舆论导向和各类宏观分析转向之快更是令人瞠目。其实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并未发生变化，变化的只是政府的调控政策，几条刺激政策甫一出台，甚至还未真正实施，就能瞬间逆转市场走势，政府干预的力量由此可见一斑。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始终是每个经济体的根本。
从实际情况看，中国许多经济指标也都处在中低位次，如人均GDP最近一个财年不到1万3000美元（约1万6900新元），居全球第71位；以户籍计算的城镇化率约为发达国家的三分之二；房地产市场虽被认为过热，但人均居住面积也只相当于美国的60%；劳动人口接近9亿，但劳动生产率居中游水平；居民储蓄庞大，但投资渠道不畅；社会融资结构失衡、企业负债率偏高等等。这些指标与公认的中国人的勤劳智慧并不匹配，显然有待改进，但这也正是中国经济的增长空间和改革动力所在，是令人羡慕的社会发展腾挪转换空间，是中国经济的韧性。
在放弃计划经济，转型进入实质阶段之后，市场功能迅速得到激发，再加上后发优势，少了许多试错和弯路，中国社会的财富飞速扩充，国内生产总值（GDP）一举跃升为全球第二，复兴盛世梦想油然而生。即便如此，社会转型速度仍不可能过快，苏联休克疗法的教训言犹在耳，从计划到市场的过渡需要耐心，渐进式改革才是合理选择。所以，迄今为止，中国的市场化转型，尚且处在政府退出以及固化市场基本逻辑的阶段，进度之慢颇让西方费解，且过程之中不尽如人意之处比比皆是，有些领域政府该退不退，过度抑制；有些不该退而退，造成乱象；有些放而复收，破坏预期。
（作者是中国金融法律行为研究会原理事、北京退休学者）
